文學批評一方面應該對“沉默的大多數(shù)”投注更多的關切目光；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文學觀照現(xiàn)實方式的獨特性：語言、形象、情感、結構等等。

　　時代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人民”的含義也發(fā)生了變化，現(xiàn)實主義文學也在變化，我更主張一種開放的、吸納了多元方法，甚至某些后現(xiàn)代元素的新現(xiàn)實主義。

　　新世紀以來，當中國文學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先鋒文學、90年代以來的個人化寫作，身體寫作等“向內轉”的思潮之后，如今又遭遇了新媒體的介質變革和“去精英化”的類型文學覆蓋，中國文學已成為以現(xiàn)實主義為主潮的開放的、多樣的文學?，F(xiàn)在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焦點再一次聚焦于城鄉(xiāng)、底層、農民工、普通人等“中國現(xiàn)實”和“中國經驗”，并將“作為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民”的情感和生活作為主要的關懷對象。故有批評家提出“新人民性文學”、“新階層文學”等新命名；但也有論者認為，中國文學要建構真正的人民性，就必須引入公民性概念。倘要深入到問題的深部、細部，必然涉及到“人民”和“人民性”等概念的歷史生成和當下意義。

　　首先，人民和人民性都是歷史性概念，又都在歷史的長河中發(fā)生著微妙變化。人民性這一概念源于俄羅斯文學，普希金、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都使用過它，后來的列寧、葛蘭西等也都闡釋和使用過這個概念。在批評家別林斯基那里，人民性的確切內涵是“一個國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眾或階層”；而具有人民性的文學只有以這一階層的人的生活為關注對象——而不是以“有教養(yǎng)的上層階級”為對象。他認為，真實性和人民性不可分割，人民性表現(xiàn)得最充分的地方，也就是生活的真實性最充分的地方。杜勃羅留波夫在《俄國文學發(fā)展中人民性滲透的程度》中，從反映人民大眾(主要是農民)的真正處境和衛(wèi)護人民利益的觀點，考察了俄國文學的發(fā)展過程。而這一觀念的“中國接受”則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也即“十七年”時期，與社會主義民族國家建構的文學想象高度契合，也成為彼時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武器之一。

　　到了80年代，“人民”這一內涵擴大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但隨著“新啟蒙”和“去革命化”時代的到來，一談到人民、人民性等概念，批評界便本能地認為這是一種舊意識形態(tài)的復歸，是一種過時的批評話語，從而使人民性的探討未能深入，批評家對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主體的人民和社會的邊緣群體喪失了言說的話語資源。

　　“人民”既是一個集合概念，也是一個個體概念。從人民的歷史主體性的角度來看，作為“集體”的人民的概念已深入人心，但是作為“個體”的人民的觀念尚需進一步深入，所以，文學批評的理論資源和理論話語也需要跟進。現(xiàn)在看來，經過近70年的社會主義文學觀念的批評引導，人民的概念被窄化的問題也隨之暴露出來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說：“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文藝的一切創(chuàng)新，歸根到底都直接或間接來源于人民。”習近平總書記論述了人民概念的歷史性進步，并提出在今天社會主義語境下，文藝批評的創(chuàng)新也是直接或間接地來源于人民，這是一種發(fā)展的眼光，也是一種進步的眼光。過去，我們一直將人民作為一個集合概念，從而對“一個一個具體的人”的情感和愛恨有所壓抑。對人民的個體性價值的不斷發(fā)掘，是對“人民性”概念認識的深化，也是真正能體現(xiàn)每一個“具體的人”情感、價值和利益的文學觀念，如此，人民性的觀念才可能成為“誠實的理論”和“接地氣的觀念”。

　　基于此，我認為，文學批評在確立批評的尺度和標準前需要在理論上能厘清這個概念的源流。文學批評不能避開具體而深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語境，而要以發(fā)展的眼光來觀照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特別是具有歷史主體性和現(xiàn)實能動性的人民。因此，文學批評一方面要把表現(xiàn)哪些人的問題看作重要的事情，應該對“沉默的大多數(shù)”投注更多的關切目光。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文學觀照現(xiàn)實方式的獨特性：語言、形象、情感、結構等等。所以，不能僅因寫了底層、平民、弱者、農民，才稱其為現(xiàn)實主義，才叫人民性；更不能以題材的道德優(yōu)越性否定文學的審美真實性。這里就需要一種歷史的、辯證的眼光，更需要審美的眼光。時代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人民”的含義也發(fā)生了變化，現(xiàn)實主義文學也在變化，我更主張一種開放的、吸納了多元方法，甚至某些后現(xiàn)代元素的新現(xiàn)實主義。

　　總之，我們的“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要的是及時的、及物的分析、評價與判斷，而不是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更不能用簡單的商業(yè)標準取代審美標準，而是需要歷史地、具體地切入到問題的要害，以“中國問題”為對象展開批評實踐，切不可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熱衷于“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這是沒有前途的。文學批評要將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民”的心理需求和喜怒哀樂作為評判是非曲直的審美標準，以塑造豐滿深刻的民族靈魂，準確地把握現(xiàn)實主義文學主潮的當下意義，做到“歷史的內容和美的形式”(葛蘭西語)相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