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文學語言變得鮮活、靈動、豐富呢?我以為，文學語言不應丟棄漢語的深厚傳統(tǒng)，要善于從現(xiàn)代書面語、地域方言、古代漢語、日用口語等多種語言形態(tài)中汲取鮮活豐富的活性元素，在“陳言務去”的表達驅動下，熔鑄為自成一體的特色文學語言

　　文學界存在一種誤解，認為文學創(chuàng)作就是虛構故事，把故事編得好看就夠了，似乎越來越少有人提及文學語言。隨之而來的就是很多文學作品對語言的不講究。加上網(wǎng)絡化、娛樂化用語的大量運用，使得文學語言漸有粗鄙化、簡單化和平庸化之嫌。對敘事文學而言，構思故事當然是必需，但故事是通過語言傳達出來的，語言是文學的全部肌體，是文學的活的靈魂，或者說，故事、思想、意蘊、風格、主題等等，歸根到底都體現(xiàn)在語言上。

　　文學之美首先體現(xiàn)為語言之美。一個成熟的作家，首先應該是一個語言使用的方家。作家賈平凹書房內(nèi)矮小的書桌上放著一個很小又很厚的筆記本，筆記本上記錄的是用鋼筆寫的密密麻麻的小字，這些小字是干什么用的呢?每天的練筆。這練筆不是正式文章，而是三五個句子，隨時想到隨時寫，不為作文，不為發(fā)表，只為練筆。其實文學語言就是這么積淀來的。語言積淀另一個重要途徑是閱讀文學經(jīng)典。對于有志于文學者來說，讀文學經(jīng)典，關鍵在品出語言的味道、語言的魅力、語言的美感。

　　古往今來的經(jīng)典文學作品，往往一開頭就能見出作家語言功力的高低和語言風格的取向。譬如魯迅的《故鄉(xiāng)》，開頭一段寫景，語言就很見功力：“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xiāng)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魯迅以中國畫中的大寫意手法，以極簡括而冷峻的筆調，將故鄉(xiāng)蕭索的冬景與荒村勾勒于紙上。這短短不足200字的冬景描繪，即用了大量具有擬人化特征的詞組：深冬、陰晦、冷風、嗚嗚作響、篷隙、蒼黃、荒村、活氣、悲涼。魯迅的這段文字，夾雜了不少表示特征的形容詞，生動之極。這寂靜的荒村，馬上就活起來了，具有了某種人格化的特質。魯迅的語言體系，是對紹興官話和現(xiàn)代白話的融會與改造，雖已屬純?nèi)坏默F(xiàn)代白話，但這白話，并非一般的俗語和口語，而是經(jīng)過高度修飾、提煉和改造了的文學語言。魯迅對現(xiàn)代白話進行了文學的塑造，并形成了自己風格鮮明的語言范式。

　　與之相異，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家馬爾克斯長于情景跳躍式和時空交錯式的語言。《百年孤獨》的開篇就為我們呈現(xiàn)了這樣一種荒誕式的情境：“多年以后，奧雷連諾上校站在行刑隊面前，準會想起父親帶他去參觀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當時，馬孔多是個20戶人家的村莊，一座座土房都蓋在河岸上，河水清澈，沿著遍布石頭的河床流去，河里的石頭光滑、潔白，活像史前的巨蛋。”這樣的跳躍式語言，超越了歷史時空。如果用電影來表現(xiàn)，則需要換無數(shù)個跳躍式的鏡頭來表現(xiàn)。“多年以后”“遙遠的下午”，這樣的語句，將讀者帶入了一個時空倒錯的悠遠情境中。“多年以后”屬于未來式，“那個遙遠的下午”則屬于過去式，馬爾克斯將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發(fā)生的事在一句話中呈現(xiàn)，他以這種荒誕敘事為開端，奠定了《百年孤獨》整個的文學基調。不過，馬爾克斯所敘述的，其實是現(xiàn)實與荒誕的交織。當說到馬孔多這個村莊時，馬爾克斯用的是現(xiàn)實主義手法，語近平實，但句末一轉，“活像史前的巨蛋”，突然又將筆調轉入荒誕。此種突兀的文學語言，在《百年孤獨》中比比皆是。

　　文學大師就好像建筑巨匠，一定對語言有一種如琢如磨的“工匠精神”。反觀我們的語言態(tài)度，一個越發(fā)明顯的事實是，我們的文學語言乃至生活語言，似乎正變得越來越貧乏、干癟，漢語本身的簡潔之美、音律之美和靈動之美，已然十分難得，到了需要十分警惕的地步。比如，今天的漢語文學在詞匯的豐富程度及內(nèi)涵上，已日漸萎縮。比如表示看這個動作的詞匯，今天的文學作品中，一般只有三五種，而在古代漢語中，則有數(shù)十種之多，諸如睨、瞟、瞄、眨、瞪、眺、睬、瞥、盯、睹、瞭、眥、瞋、眴、睇、覷等等，且不同詞匯皆有微妙的動作差異，生動形象，姿態(tài)萬千。在古代典籍《山海經(jīng)》《水經(jīng)注》中，描繪山勢、水勢的詞匯有幾十種之多。這在今天的詞匯里是極為少見的，但其涵義的豐富性卻十分重要。

　　那么，如何讓文學語言變得鮮活、靈動、豐富呢?我以為，文學語言不應丟棄漢語的深厚傳統(tǒng)，要善于從現(xiàn)代書面語、地域方言、古代漢語、日用口語等多種語言形態(tài)中汲取鮮活豐富的活性元素，在“陳言務去”的表達驅動下，熔鑄為自成一體的特色文學語言。就賈平凹的小說而言，就頗有《山海經(jīng)》《水經(jīng)注》的特質。賈平凹有一部描寫80年代改革進程的長篇小說《浮躁》，開篇即是一段極具《山海經(jīng)》和《水經(jīng)注》語言特征的商州山水描寫：“州河流至兩岔鎮(zhèn)，兩岸多山，山曲水亦曲，曲到極處，便窩出了一塊不大不小的盆地。鎮(zhèn)街在河的北岸，長蟲的尻子，沒深沒淺地，長，且七折八折全亂了規(guī)矩。屋舍皆高瘦，卻講究黑漆門面，吊兩柄鐵打的門環(huán)，二道接檐，滾槽瓦當，脊頂聳起白灰勾勒而兩角斜斜飛翹，儼然是翼于水上的形勢……”賈平凹善用長短句，夾雜商州方言，且間用古語，又不顯生澀，深得《水經(jīng)注》筆法之三昧。此可謂借古開今之語言嘗試。賈平凹的小說語言，多游走于現(xiàn)代白話、關中話、陜南商州話和古語之間，于《紅樓夢》語言借鑒尤多，又汲取了張愛玲的小說語言，近則與沈從文、孫犁相銜接，再加上他的勤奮練筆，于是鍛造出了賈氏獨特的文學語言。

　　優(yōu)秀的文學語言，一定是在古今中外經(jīng)典文學作品的語言基礎上的融會貫通和自我創(chuàng)造，需要一種幾十年如一日地平凡勞作的“工匠精神”，語言上沒有這樣的硬功夫，文學精品就只能是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