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兒童文學的“厚度”

　　——評王泉根著《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

　　李紅葉

　　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兒童文學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激發(fā)生成，到2016年曹文軒先生獲得世界兒童文學大獎“國際安徒生獎”，歷經(jīng)一百多年，中國兒童文學已然成為一個世界兒童文學大國。相關數(shù)據(jù)顯示，2016年中國的兒童文學圖書總印數(shù)占比在整個文學圖書中突破50%，由此一斑窺豹，亦可判斷童書發(fā)展已達到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繁盛狀態(tài)。可以說，無論在兒童閱讀領域還是在文學研究領域甚或思想文化研究領域，兒童文學現(xiàn)象均難以被忽視。童書是兒童最早接受的文學，于兒童成長具有潛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因而寫作者巨大的責任感和使命意識總是在這種文類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現(xiàn)，這種文類便天然地與兒童問題包括兒童觀、教育觀緊密相連；但另一方面，童書同樣可以抒發(fā)個人感情，反映社會現(xiàn)實，因而常常表現(xiàn)為一種別有趣味的敘事策略和美學選擇。童書的發(fā)展因而不僅受制于家國想象與教育設計，也受制于具體的美學風潮和文化思潮，但童書創(chuàng)作絕非被動的觀念適應，因童書直接溝通兒童的精神世界，它往往表現(xiàn)出非同凡常的創(chuàng)造力和揭示力。兒童文學研究定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是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回頭一望，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重要補充，必將對中國文學研究尤其是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提供無盡的靈感和啟示。

　　史料乃學術之本，搜集、整理史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礎工作，也是學科“歷史化”的內在要求。兒童文學長期以來被視為邊緣學科，當王泉根先生長達百萬字的《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擺在眼前，人們或可驀然之間感受到中國兒童文學的“厚度”以及王泉根先生的“非常之功”。

　　《編年史》以逐年紀事的方式展示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發(fā)展脈絡與實績，延及文學外部的各種促動因素，包括時代思潮，文化運動，對外交流，以及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互動關聯(lián)等等，從而使我們獲得對于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兒童文學的整體印象。《編年史》將時間起始點設置為1900年，我的理解是，這是一個世紀的開始，而彼時中西文化碰撞的基本格局已然形成，新文化新國民觀念已然在醞釀，正如梁啟超在1900年發(fā)表的《少年中國說》中所彰顯的那樣。初始的現(xiàn)代兒童文學正是新文化新國民觀念的具體體現(xiàn)。王泉根先生將史料梳理的起始點設定為1900年，恰恰是將現(xiàn)代意義的兒童文學的發(fā)生理解為一個流動的過程，而非單一事件的激發(fā)。另一方面，王泉根先生一直主張以系統(tǒng)論觀察兒童文學，強調“兒童文學是整個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塊與具有自身獨特藝術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強調從作家作品到出版?zhèn)鞑サ皆u論研究到學校教學、閱讀推廣——這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少兒圖書出版行業(yè)的每一次變革與轉型，中小學語文教學的每一次課改與教法，官方、民間多種形式的閱讀推廣舉措，外來文化的滲透與交流等等，無一不在影響甚至制約著兒童文學的前行姿態(tài)”，因而“用系統(tǒng)論觀察與探究兒童文學，這不僅是一種觀念，更是必然踐行的研究方法”。故此，《編年史》除了記敘作家作品，更延及1900年代以來相關的文學運動、觀念變遷、文學思潮、文藝爭鳴、社團流派、報刊沿革、文學交往、文學會議、文化與文學政策，以及與文學發(fā)展相關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事件等背景材料，同時全面記錄了與兒童文學有關的出版?zhèn)鞑?、學校教學、閱讀推廣、對外交流等方面的事項。“兒童文學”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不是一個獨立事件，而是多維語境多種話語交織的結果，而這，恰恰是理解兒童文學何以成為兒童文學的要義。

　　對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事實進行系統(tǒng)的鉤沉、清理和考辨，并非簡單的材料堆砌，史家的文學觀與志趣，眼界與眼光，皆成為非常重要的因素。王泉根先生強調所記事象的事件重要性和事實準確性原則，強調編年史的“準確”應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其一是高屋建瓴、全局在胸的史家“眼光”，是取舍與判斷，也即不但竭澤而漁網(wǎng)羅資訊，同時對于記什么不記什么有嚴格的學術考量，是謂“事件重要性”；其二是細節(jié)之真。所謂史家功夫正體現(xiàn)在這兩點上。

　　“編年史也是史，而且應該是信史”，然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史料的取舍提煉，文字的表達，入眼事象的廣度與相關度，實在體現(xiàn)編纂者的識見、膽略和胸懷。正如著者所言：“文學編年史是記敘文學的歷史，是文學史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史料故而具有話語的意義。王泉根先生對此具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有心的讀者會看到，1900年至1949年的紀事，每年紀事起始段皆有一小段概要，字里行間有判斷，這是我最喜歡讀的段落。如1900年的紀事起始段中便寫道：“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與江南書局第一套兒童寓言故事書《中西異聞益智錄》的出版，拉開了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大幕?！栋耸窄h(huán)游記》作為第一部被譯成中文的西方科幻小說，同時進入了中國人的文學史領域。從此，中國兒童文學沿著中外結合、創(chuàng)作與翻譯并重的軌道不斷前進與發(fā)展”。但王泉根先生并未將這一體例貫徹到底，大約基于愈晚近而線索愈龐雜有關，而愈晚近愈客觀，以待后人論斷，也是一種史家態(tài)度。

　　資料訊息的準確無誤及訊息的廣度和相關度，核心資訊和外圍資訊的邊界判定，資料搜集的來源、途徑和方法，乃至編年史的體例安排，等等，要求的是編著者的資質和功力深淺。這樣一項工作或注定由王泉根先生來完成。司馬相如有言：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王泉根先生之于《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的編著，應可以“非常之人”“非常之事”，乃至“非常之功”稱之。雖說沒有王泉根先生的參與，兒童文學學科建設仍會順應時代潮流逐漸壯大，然可以說，如果沒有王泉根先生的搖旗吶喊和身體力行，兒童文學學科的發(fā)展很可能以另一種樣貌出現(xiàn)。王泉根先生對人才的扶植和培養(yǎng)，對眾出版選題、相關文學獎項和相關科研項目的策劃和推動，對文學動向的及時總結與大膽判斷，以及對不同歷史階段相關史料的鍥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收集與整理，等等，只要想想“這些事”與“這個人”是怎樣有意無意促動這門學科以更大的聲勢引起世人的關注和政策層面的支援和扶助，并直接催生、激發(fā)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我們就知道，“這個人”與“這個學科”的密切關聯(lián)。

　　王泉根先生作為學者，其首要的身份是文學史家。王泉根先生1987年出版《現(xiàn)代兒童文學的先驅》，1989出版《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文論選》，彼時他接續(xù)上胡從經(jīng)的《晚清兒童文學鉤沉》的工作，開始矢志不渝地爬梳兒童文學的淵源及整個發(fā)展脈絡，其間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在整理“五四”時期文學研究會的兒童文學運動時，王泉根先生應該直接受到了以魯迅、周作人、鄭振鐸、趙景深等一代現(xiàn)代兒童文學先驅者的精神影響，從此開始以全部的熱忱和堅定的意志力撲入兒童文學事業(yè)之中。這一選題同時開啟了王泉根先生的史料收集的自覺，70萬字的《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文論選》便是見證。這本文論的學術價值或許并未被廣大學術界所了解，然熟悉這本書的人都知道，自1984年王泉根先生完成了關于文學研究會的兒童文學運動的碩士論文后，即開始輾轉于北京、上海、浙江、長沙、重慶等地十余座大小圖書館，查找、摘抄、整理了自1902年至1949年間幾乎所有重要的涉及兒童教育與兒童文學的文章，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系先生首次從發(fā)黃的故紙堆里手抄復印，繼而得以重新面世。文章分六輯列出，并為每篇文章做了闡釋說明(名為“硯邊小記”)，彼時先生心中已有宏圖。他在后記中開篇即談的是魯迅先生在《我們是怎樣教育兒童的?》中的寄望：“倘有人作一部歷史，將中國歷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用書作一個明確記錄，給人明白我們的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的被熏陶下來的，則其功德，當不在禹下。”王泉根先生接著魯迅先生的話說道：“中國的兒童文學，自然也應包括在這‘中國歷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的‘歷史’之中；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國自然也應有‘明確的記錄’兒童文學發(fā)展軌跡的史書”。事實證明，王泉根先生正欲以其畢生之力立“功德”，他先是梳理了自晚清至建國時期的史料，繼而一路順時而上，至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則作為一個自覺的歷史親歷者以極大的熱忱參與、跟蹤、觀察兒童文學的發(fā)展變化，網(wǎng)羅一切可能獲知的各種相關信息，并表現(xiàn)出了一個史家特有的敏銳和判斷力。

　　史料鉤沉和現(xiàn)場觀察相結合，使得王泉根先生自始至終對于兒童文學有一種極為清醒的整體性的、全局性的關照，他的文學批評、理論著述和活動策劃無一不基于他對史的觀察之上。更重要的是，他從來就不僅僅是一個歷史的旁觀者和記錄者，更是歷史的參與者與創(chuàng)造者。他自覺將自身置于時間之流和歷史之流中，接續(xù)傳統(tǒng)，并以極大的意志力參與到對傳統(tǒng)和歷史的創(chuàng)造與建構之中，這是他突出的文化擔當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體現(xiàn)。在《進京十年》一文中，他曾談到：“凡是有利于中國兒童文學發(fā)展的事，我都會竭盡全力去做：從基礎理論研究到文學現(xiàn)象批評，從作家作品評論到青年作者扶持，從學科建設到學術交流，從研究生培養(yǎng)到各類評獎，從圖書策劃選編到媒體發(fā)聲”。圈內人都知道王泉根先生不辭勞苦與會、發(fā)言，甚而被圈內人譽為“勞動模范”，實則先生不僅僅在不遺余力地支持、發(fā)展中國兒童文學事業(yè)，而且他要親歷現(xiàn)場，做“史”的記錄。這就是為什么先生總是客服一切困難，或主持或參與被邀約的各種相關活動，而且每次必要親自為活動存照留證，若請他人拍照，必定每幀照片都要親自檢查覺得“合格”后才罷手的緣故。近年先生開始著力梳理“十七”年兒童文學及古代兒童文學，并在最新著作《中國兒童文學史》中多有呈現(xiàn)，再結合先生所撰寫、所主編的各種著作，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一個堅定的兒童文學史家的身影。

　　王泉根先生以其數(shù)十年之功，成《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呈現(xiàn)豐富史料，描畫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發(fā)展軌跡，真乃“非常之人”以“非常之功”，完成一“非常之事”。該著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以王泉根先生為代表的第四代中國兒童文學學者對于兒童文學事業(yè)的徹底的忠誠與熱忱，以及“徹底的奉獻和擔當精神”。中國兒童文學能有今天這般“氣象”，與一代又一代學人艱苦卓絕的努力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