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以戰(zhàn)止戰(zhàn)的戰(zhàn)場之鷹

 

　　他是一個標準的儒生，師范出身，閑靜少言，溫文爾雅。“匪竄”經年，破軍殺將，聲名遐邇，令對手聞風喪膽卻無半點“匪氣”。

　　他又是一個卓異的軍人，年少從戎，自我參悟，卻智謀百出，臻于化境，每計必中，算無遺策，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里的“常勝將軍”和“勝利的旗幟”。

　　他無“匪氣”卻有“霸氣”。一道道“粟令”破空而來，足以令地動山搖，風云變色：

　　粟令：1縱、6縱積極向東北攻擊。

　　粟令：8縱向橫山蘆山，向北打，一縱由大山場以東及北打。

　　粟令：1縱所有機動部隊及陶、王縱殲擊25師，復浮山可放。

　　粟令：9縱、4縱打掃戰(zhàn)場，肅清殘敵，1、6縱仍打25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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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孟良崮上下刀叢閃爍，槍炮轟響，喊殺震天，山鳴谷應。麾下將領們急如星火，爭先鼓勇：智將葉飛、韋國清在行動，猛將許世友、王建安在行動，驍將王必成、陶勇也在行動……

　　于是，蔣介石天旋地轉、天昏地暗，引以為豪的五大主力之首、雅號“御林軍”的整編74師灰飛煙滅，只有望空哀嘆“空前的大損失”；一手創(chuàng)建、為之耗盡半世心血的老軍長王耀武則捶胸頓足，悲鳴“有如喪父之痛”。

　　不僅如此，處于國共內戰(zhàn)主戰(zhàn)場的華東、中原，他一直戰(zhàn)勝攻取、攻城拔寨，不斷創(chuàng)造戰(zhàn)役經典，又不斷刷新自己的經典，遙遙領先同儕，迅速推動戰(zhàn)局發(fā)展和結束，讓和平的曙光更早地漫過地平線。

　　戰(zhàn)蘇中，擊宿北，攻魯南，取萊蕪，無堅不摧，無往不勝。國共重新大打最為艱苦的第一年，他率領華中和華東野戰(zhàn)軍便登堂入室，戰(zhàn)果非凡，吸引蔣介石的嫡系精銳最多、消滅的嫡系精銳也最多。

　　隨后，他一而再，再而三“死諫”直陳，改變中樞和毛澤東的既定決策，在坦然接受的軍令狀規(guī)定期限8個月內，以豫東、濟南和淮海三戰(zhàn)砥定中原；之后跨長江、占南京，奪上海，最終與蔣介石惶惶不可終日的殘兵敗將隔臺灣海峽對峙。

　　槍炮聲由此戛然而止，廣袤大陸的和平也隨之到來。

　　他是當之無愧獨領風騷的方面軍統(tǒng)帥和主將。

　　不到四年的時間里，他統(tǒng)率數(shù)十萬大軍奉毛澤東之令大踏步進退，時南時北，忽東忽西，以少勝多、以弱擊強，將蔣介石號稱800萬之眾的軍隊生生打掉了245萬。這一戰(zhàn)績，昂然獨步于四大野戰(zhàn)軍之首，乃至超過了另一久負盛名的戰(zhàn)將林彪。

　　他贏得了對手深遠的敬畏。

　　蔣介石也算一代梟雄，曾慷慨揮師，北定中原，縱橫捭闔，收拾軍閥無數(shù)，卻無可奈何說他指揮的軍隊“訓練最精，詭計最多，肅清最困難”。

　　有“悍將”之稱的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受蔣介石恩寵多年，平生睥睨同僚目無余子，卻難免畏忌于他，說他用兵“狡猾異常，常常在你想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時候狠狠地咬你一口”。

　　或許冥冥中的預感，張靈甫還以“本師裝備不適合山地作戰(zhàn)”為由，向蔣介石請求調離華東，前往林彪的東北或彭德懷的西北戰(zhàn)場。

　　何處無山地?何處無勁敵?蔣介石猶豫未允之下，張靈甫倏忽喪于他運籌帷幄之手，未成功先“成仁”，歸西作古，抱恨終天。

　　遠比區(qū)區(qū)一師之長張靈甫更牛氣的方面軍級主將杜聿明，因東北戰(zhàn)場曾讓中共宿將林彪兩敗四平，一撤千里，因病離開東北之際兩人算是棋逢對手打個平手，便明夸他人實為自夸地警告華北雜牌系首腦傅作義說：“東北共軍即將入關,關外共軍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和戰(zhàn)力是關內共軍無法比擬的。”

　　不曾想，杜聿明一到關內淮海戰(zhàn)場與他和華東野戰(zhàn)軍交鋒過招，便智拙技窮，進退失據，攻守兩難，倉皇間無奈束手就擒。

　　杜聿明終于在關內長了一回見識，心悅誠服地說他“指揮靈活，有遠見”，“戰(zhàn)略戰(zhàn)術我非常敬佩，不管在什么時候，總是他領先一步，搶先在我們前面”，因而“不得不佩服”他的“軍事指揮才能”。

　　淮海戰(zhàn)場與杜聿明同病相憐、僅以身免的悍將胡璉，多年后仍然耿耿于懷，郁郁悲嘆“土木不及一粟”。

　　他也贏得了領袖和同儕的信服。

　　毛澤東說他是“最會帶兵打仗的人”。聽到周恩來的衛(wèi)士介紹叫韓福裕，毛澤東笑著脫口而出：“這個名字好呀，包含了中國兩個大軍事家”。這兩個“大軍事家”，一個是“率百萬之眾，戰(zhàn)必勝，攻必取”的漢初三杰之一韓信，一個便是他。

　　和他長期搭檔，屢屢寫詩為他的戰(zhàn)役作“形象代言”的陳毅說，“我很多情況只發(fā)揮一個政委的作用”，而“軍事指揮”則是他；說他的戰(zhàn)役指揮“一貫保持其常勝記錄”，“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他早年同一司令部的同庚袍澤、另一個野戰(zhàn)軍的戰(zhàn)役指揮員林彪天馬行空，很少夸贊于人，卻不吝其辭，說他“盡打神仙仗”、“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決心”。

　　他的友鄰戰(zhàn)區(qū)、又一個野戰(zhàn)軍的軍事統(tǒng)帥劉伯承則說他“智深勇沉，非常優(yōu)秀，百戰(zhàn)百勝，有古名將之風，是我軍最優(yōu)秀的將領，是中國的戰(zhàn)略家”。

　　他去世后字數(shù)不多的訃告，全軍最高統(tǒng)帥機關中共中央軍委字斟句琢，多番刪改，數(shù)易其稿，卻始終保留了一句：“尤其善于組織指揮大兵團作戰(zhàn)”。這在耳熟能詳?shù)氖笤獛浐褪髮⒅校瑢俳^無僅有與破天荒的唯一。

　　“金杯銀杯，不如口碑”。作為軍人，他的軍銜不是摻雜了太多其他復雜因素的元帥，僅為1603名將軍之首的第一大將，卻收獲了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的諸多口碑，堪為至高無上的榮譽和桂冠。

　　從來英雄多寂寞，他也不例外。

　　他的寂寞，一是源于硝煙散去，戰(zhàn)場對手的消失，猶如武林至尊登于絕頂，空闊無邊，四顧茫然；一是源于生性敦厚，不屑政治權術。他的同好林彪便曾當面直言他“缺少黨內斗爭經驗”，他言語訥訥，答說不僅缺少，而且沒有黨內斗爭經驗。

　　一將功成萬骨枯，他也深悉自己的輝煌之根來自何處。

　　行將大去之年，回首往事，他不無感傷地說：“在和我共同參加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同志中，犧牲了的烈士有十數(shù)萬，而我還活著，見到了革命的勝利。”因而他渴求“與長眠在那里的戰(zhàn)友們在一起”。

　　于是，他的骨灰被深情撒遍了江西、江蘇、福建、山東等八個省市的藍天白云之下茂林修竹之間。來于塵土，歸于塵土，留下的只是厚重不朽的生前身后名。

　　他叫粟裕，一只水擊三千里的戰(zhàn)場之鷹，一個以戰(zhàn)止戰(zhàn)追逐和平，為戰(zhàn)爭而生的人。

 

　　1、殘陽如血，八百哀兵里的一個

 

　　一群年輕的中共黨人做夢也沒想到，對他們和同樣年輕的黨而言，1927年竟是一個風雨如晦流血漂櫓的年份。

　　他們曾經同一個戰(zhàn)壕的兩個戰(zhàn)友和同盟者——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與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wèi)突然翻臉反戈相向，相繼發(fā)起“四·一二”和“七·一五”政變，向他們揮起了寒光閃閃的屠刀。

　　他們多是握筆桿子的文人，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卻手無縛雞之力。他們中的一員毛澤東便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我不是個武人，文人只能動筆桿子，不能動槍。”

　　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磨刀霍霍“清黨”“分共”，自然不是讓昔日的盟軍今日的仇讎政敵聽聽聲響而是急需刺刀見紅，中共黨人“不能動槍”，便形同束手就擒引頸就戮。于是槍聲響處，大批曾經慷慨激昂的人頭落地，尸骨累累，黑云壓城，哀鴻遍野。

　　生死存亡之際，幸存的中共黨人最終勉為其難，硬著頭皮披掛上陣，開始生澀地拿起了反抗的槍桿子。

　　多年后，毛澤東回憶說：“像我這樣一個人，從前并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是什么原因使我到軍隊中去的?還是帝國主義、蔣介石殺人。”

　　他們被逼打響的第一槍，是在唐人王勃生花妙筆下稱為“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南昌。

　　這一年8月1日凌晨的南昌江西大旅社，燈火通明，人影憧憧，而不遠處的滔滔贛江水卻似乎格外平靜。從四面聚合而來的周恩來、譚平山、賀龍、葉挺與劉伯承等久已成名的中共黨人，正緊張地調兵強將，籌劃武裝暴動。身邊曾有太多的熱血同志凄然倒下，因而義憤與悲壯寫滿每一個人的臉上。

　　他們的麾下有賀龍的20軍、葉挺的11軍等部2萬余人，而擔負暴動總指揮部警衛(wèi)任務的是葉挺所部24師教導隊的一個中隊。

　　教導隊規(guī)模不小，相當于中共自辦的軍校，周恩來、惲代英和葉挺等人都曾親自授課。學員亦文亦武，人人精明強干，生龍活虎，被調來執(zhí)行警衛(wèi)之責可謂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班長粟裕便是其中格外盡職的一個。

　　粟裕時年20歲，湘西會同人，個子不高，眉宇間卻有逼人的英氣。兩個月前，他還是一個未諳世事的白面書生，就讀于湖南省立第二師范。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后，常德軍警隨即如法炮制發(fā)起“敬日事變”，屠殺中共黨人和青年學生。

　　粟裕是學校學潮的骨干人物之一，因而受到嚴格通緝搜捕。他被迫投筆從戎，匆忙從學校下水道逃出，輾轉到武昌參加了葉挺的24師教導隊，短暫受訓后很快又奉命開赴南昌，站在了第一批武裝反抗者的行列。

　　從中共武裝斗爭的資歷上說，粟裕早于后來于1955年授銜的元帥彭德懷、陳毅、羅榮桓、徐向前等人，更不用說后來他麾下指揮的十幾個縱隊司令員諸如許世友、韋國清、王建安、陳士榘、葉飛等人。

　　因而，彭德懷在1958年6月批判劉伯承、粟裕與肖克(均為南昌起義參加者)等人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說：“我也不是老資格，既不是南昌起義的，也不是秋收暴動的。要查黨齡、軍齡，我都不如人家。”

　　將粟裕這又一個與筆墨打交道的毛澤東似的白面書生逼上梁山，自然也是拜國民黨兩位首腦人物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所賜。

　　汪精衛(wèi)和蔣介石都沒有想到，多年后，名不見經傳的粟裕會一鳴驚人一飛沖天，長期出沒、經營大江南北，直接威脅他們君臨天下的首善之區(qū)南京。而最終拿下南京驚破其金陵春夢的中共將領，也是已統(tǒng)領數(shù)十萬大軍的第三野戰(zhàn)軍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粟裕。

　　不過，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個一個地打。粟裕從兵頭將尾的班長到野戰(zhàn)軍代司令員的輝煌并非一蹴而就，還有一段22年漫長遼遠的篳路藍縷艱苦卓絕之路要走。

　　奉命擔負暴動總指揮部警衛(wèi)之責后，生性謹慎、又是平生第一次參加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粟裕深知責任重大，絲毫不敢疏忽。他早已將江西大旅社周圍地形查看得一清二楚，默記在心。

　　8月1日凌晨，高級將領們進進出出更趨頻繁，硝煙味彌漫整個夜空，戰(zhàn)斗即將打響。粟裕也格外提高了警惕，不僅在旅社門口放了荷槍實彈的雙崗，架起兩挺俄式重機槍，還親自帶班到樓下往來巡邏。

　　凌晨兩點，周恩來、賀龍等人從總指揮部發(fā)出命令，暴動的槍聲正式打響。按照作戰(zhàn)計劃和目標，全軍各部迅速出動，南昌城內一時火光四起，槍聲大作，喊殺聲震天。

　　粟裕所在的警衛(wèi)隊也被安排了新的任務——前往接應朱德為團長的第五方面軍第3軍軍官教育團。任務并不太難，警衛(wèi)隊奉命跑步到達駐地后，朱德很快順利組織了教導團起義。這也是粟裕第一次見到朱德。

　　國民黨在南昌城內守備空虛，僅有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所屬3000余人的守軍，遠遠弱于有備而來蓄勢待發(fā)的兩萬起義部隊，因而全部戰(zhàn)斗不久便告結束，繳獲槍支彈藥無數(shù)。

　　第二天，林彪所屬的11軍25師也趕到了南昌集中，雖然號角已歇，槍聲已停，卻也算是躬逢其盛。林彪時為連長，高粟裕兩級，不過也還屬于基層軍官，與粟裕一樣不在創(chuàng)建中共軍隊的元戎之列。

　　最艱苦的行軍和戰(zhàn)斗在城外。

　　獲悉原屬于自己麾下的賀龍等部驟然“嘩變”舉事后，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wèi)驚怒交加，急令張發(fā)奎的第二方面軍與朱培德的第五方面軍火速出動，“進剿”南昌。

　　重兵壓境，寡不敵眾，早有預案的周恩來、賀龍與葉挺等人便按原定計劃從8月3日開始撤離南昌，率軍南下廣東。他們打算以廣東為基地，爭取外援，然后向北橫掃，進行第二次北伐，最終問鼎中原。

　　粟裕所在的警衛(wèi)隊一直堅持到最后一刻，8月6日才撤出城外，除繼續(xù)擔負總指揮部的警衛(wèi)外，還奉命押運南昌繳獲的大批武器彈藥。

　　這一任務不亞于先頭部隊的沖鋒陷陣。

　　多年后粟裕對此記憶猶新。他回憶說，除隨身攜帶的駁殼槍和子彈，還背有兩支步槍、200余發(fā)子彈，加上背包、軍毯等單兵軍用品，重達30多公斤。此外，每班必須負責抬一頂大帳篷，每人負責照管一個挑槍支的民夫。

　　8月正當南方酷暑，“赤日炎炎似火燒”，一些人因長途行軍中暑而倒地不起，被草草埋于路旁，甚或直接棄之山野。

　　粟裕出身尚武的湘西，從小仰慕劍俠而習武不輟，又經教導隊兩個月的強化軍事訓練，體質不錯，因而雖是第一次徒步長征，途徑江西、福建和廣東三省，馬不停蹄整整走了一個月，卻始終咬緊牙關堅持下來。

　　到達江西會昌時，粟裕還被增加了一項新任務?？傊笓]部令其帶一個班將6000多支沿途戰(zhàn)斗新繳獲的槍支，用船押送到廣東東江。起義軍攻占潮州后，他所在的排又奉命留在城內，負責警衛(wèi)后勤部門與物資倉庫，等待前方打通進軍東江的通道。

　　但前方出師不利，起義軍主力在湯坑與國民黨軍陳濟棠與薛岳部激戰(zhàn)，最終不敵，損失慘重。隨后，國民黨第八路軍副總指揮黃紹竑又率領3個師，沿韓江西岸乘虛向潮州撲來。

　　潮州留守的部隊已不多，堅持戰(zhàn)斗到黃昏，也最終不支，只得匆匆撤出城外。粟裕等人保衛(wèi)后勤部門負責人與其他軍官，乘船東渡韓江，打算經饒平去三河壩，與朱德、周士第指揮的25師等部會合。

　　禍不單行。此時，進駐汕頭的起義軍總指揮部也受到猛烈攻擊而撤出，與湯坑后撤的起義軍余部會合后，又遭到重兵再度圍攻，幾乎損失殆盡。

　　10月3日，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張國燾、賀龍、葉挺與劉伯承等人在普寧縣流沙鎮(zhèn)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主要負責人與文職人員經海路撤離，剩余不多的武裝人員則北上與當?shù)剞r民運動結合，堅持長期斗爭。

　　也就是說，起義軍總指揮部已決定就地解散，南昌暴動歸于失敗。

　　粟裕等人打算前往會合的25師，是國共合作北伐途中赫赫有名的葉挺獨立團發(fā)展而來的一支勁旅，師長為黃埔一期生周士第。

　　25師原本作為屈指可數(shù)的精銳之師，擔負全軍南下的開路先鋒，但攻占三河壩后，便奉命與朱德的教導團一道統(tǒng)由朱德指揮留守此處，從先鋒轉為殿后，未隨主力部隊繼續(xù)南下。這一決策，不經意間保存了南昌暴動的一點“血脈”和火種。

　　粟裕一行兩百余人翻山越嶺剛趕到饒平，便與已先期到達此地的25師不期而遇。

　　原來三河壩也受到國民黨錢大鈞部的猛烈進攻，朱德率25師與之苦戰(zhàn)三天三夜后，被迫撤至饒平。與粟裕一行遭遇后，朱德才知道主力已經失敗，周恩來領導的總指揮部和革命委員會已解散。

　　朱德是第9軍副軍長兼教導團團長，與屬于11軍的25師互不統(tǒng)屬，也不盡熟悉該部的各級軍官，僅臨時受命指揮。但起義總指揮部解散，高級負責人奉命紛紛撤離后，他成為戰(zhàn)場和軍隊中僅剩的最高領導人。

　　此時，25師及其他部隊零散人員依然有2500余人，師團建制也完整，堪為一支生力軍。朱德決心將這支劫后余生的部隊帶好，慨然說：“‘八一’起義這面旗幟絕對不能丟，武裝斗爭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他決定避敵鋒芒，率部向北轉移，到山高林密的閩粵贛三省交界一帶去堅持。

　　人生何處不相逢。僅不久前與朱德有一面之緣和接應之誼的粟裕，也從周恩來、賀龍、葉挺等人負責的總指揮部警衛(wèi)隊班長，成為這支生力軍的一員和朱德的直接部下。

　　向北轉移又是一次慘烈的小長征。

　　盡管天氣已不如8月的酷暑難耐，但起義軍主力覆沒，后有重兵步步“追剿”，沿途又是國民黨地方武裝不斷攔截，只能且戰(zhàn)且走，傷亡逐漸增多，因而部隊士氣低落，不少人意志動搖。

　　部隊從廣東饒平經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豐，到贛粵邊的南康、大庾地區(qū)，一路不斷有人或公開或秘密離隊，遠走他鄉(xiāng)另謀出路，其中有普通士兵，也有師、團高級軍官。

　　25師師長周士第、黨代表李碩勛便倉促間離開了隊伍，分別只身前往香港和上海匯報。

　　不久，李碩勛在海南島被國民黨軍警捕殺；周士第則在香港脫離中共組織，參加了既不贊成中共，也不反對國民黨的第三黨。直到近7年后，他才輾轉到達江西蘇區(qū)，重新歸隊，走了一條長長的彎路。

　　高級軍官如此，73團所屬1營7連連長林彪也不例外。他曾和幾個黃埔四期出身的基層軍官找到剛到部隊不久的團指導員陳毅，表示要離開，動員陳毅和他們“一起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張明金：《陳毅元帥：井岡山時期的林彪》，《黨史博覽》2003年第10期)”。所幸離開部隊的當晚，遭遇波折的林彪又原路返回。

　　粟裕在25師屬初來乍到的“外來戶”，人地兩疏，卻始終不曾有任何離隊的念頭，即便負傷后遭戰(zhàn)友遺棄也依然如此。

　　10月16日，部隊抵達福建江西交界處的武平，錢大鈞部如影隨形，很快追蹤而至。朱德指揮部隊奮力擊退其進攻后，命令粟裕所在排搶占武平西門外的山坡，掩護主力轉移。

　　激戰(zhàn)中，粟裕右耳上側頭部顳骨中彈負傷，一時疼痛難忍，昏倒在地，但心里還明白。他隱約聽到以為他已戰(zhàn)死的排長說：“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隨后，排長卸下他的槍，丟下他徑直離去。

　　不久，粟裕緩過神來睜開眼，四下已闃寂無人。他第一個念頭便是趕上部隊，因而不斷掙扎著艱難往前爬，不想力不從心，滑倒在路邊的水田里。

　　幸而吉人天相，幾個掉隊的起義軍士兵剛好經過，連忙將他扶出水田，包扎好傷口后，攙著他一路緊追慢趕，終于追上了部隊。

　　10月下旬，部隊經艱苦轉戰(zhàn)，到達江西南部安遠的天心圩。朱德命令清點人數(shù)，僅剩下800余人，中途戰(zhàn)死、潰散超過三分之二。

　　部隊中骨干也不樂觀。軍、師以上負責人僅有朱德，是為唯一；團級軍官也只有73團政治指導員陳毅、74團參謀長王爾琢；連級干部則有林彪、趙爾陸、楊至誠、聶鶴亭等少數(shù)人；粟裕則僅僅是從24師教導隊來歸不久的班長。

　　為堅定信心，鼓舞士氣，穩(wěn)定部隊，保存這最后一點“血脈”，朱德決定進行整編，獲得了陳毅、王爾琢一文一武兩位骨干的支持。

　　不久，他將這800余人整編為一個縱隊，下轄7個步兵連和1個迫擊炮連、1個重機關槍連。為隱藏目標，甩掉追兵，部隊采用“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的番號，朱德為司令，陳毅為指導員，王爾琢為參謀長。

　　這800余人，后來與毛澤東的秋收起義余部一起，成為中共數(shù)百萬大軍的最早源頭，如同蔣介石的黃埔黨軍組建而成的“第一軍”一樣，可謂“萬軍之源”。

　　粟裕與林彪大浪淘沙，百戰(zhàn)余生，都靜靜地站在這悲壯的800余哀兵之列。林彪依舊擔任連長，粟裕則“官升”兩級，被任命為連指導員。

　　他們也是這800人中數(shù)十年后為數(shù)不多的幸存者。陳毅1952年6月接受采訪時說：“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戰(zhàn)爭中犧牲了。現(xiàn)在還在的，林彪、粟裕以外，幾乎沒有什么人了。”

　　林彪與粟裕后來分別指揮中共兩支最大的野戰(zhàn)軍——東北野戰(zhàn)軍和華東野戰(zhàn)軍，與蔣介石麾下的將領角逐于東北戰(zhàn)場與華東、中原戰(zhàn)場。

　　蔣介石苦心經營的800萬軍隊，也主要被他們兩人所殲滅。

　　國民黨五大主力整編74師、第5軍、整編11師(18軍)、新一軍、新六軍，粟裕打掉了其中兩個半，即整編74師和第5軍，又派出10萬人馬與劉伯承的中原野戰(zhàn)軍合力收拾了整編11師(18軍)；林彪也不甘示弱，吃掉了其中兩個，即新一軍和新六軍。

　　但此時，蔣介石還遠遠未將包括林彪、粟裕在內的這800余殘兵敗將放在眼里，他正一面忙于國民黨內以退為進的最高權力爭奪游戲，一面與新結識的美人宋美齡沉浸于卿卿我我的溫柔鄉(xiāng)里。

　　整編之后，朱德將部隊帶入湘粵贛交界的大山深處，驅逐山間土匪，收繳地主武器，補充軍中給養(yǎng)，宣傳中共主張。粟裕也隨之收獲了不少政治工作的初步經驗。

　　12月上旬，部隊又轉戰(zhàn)粵北仁化，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一道指令，要求他率部趕到廣州參加起義。但部隊奉命日夜兼程剛到韶關郊外，便得知廣州起義已經失敗，朱德只得下令停駐下來。

　　不久，他利用國民黨軍16軍軍長范石生是自己云南講武堂老同學的關系，化名王楷，以16軍47師140團的名義，將部隊隱身于韶關一帶，獲得了短暫卻難得的休整機會。粟裕也由此學到了適時轉變斗爭策略和斗爭形式的本領。

　　1928年1月，因隱身之計被范石生的上司張發(fā)奎發(fā)覺，部隊處境再度危急，朱德果斷回師湘南，隨即發(fā)動了一次上規(guī)模的暴動，獲得了飽受官府欺壓的老百姓簞食壺漿的歡迎。粟裕幾次帶一個班外出執(zhí)行任務，返回時后面便跟著一長列要求參軍的青壯年。

　　朱德再次對部隊進行整編，改番號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正式打出了中共軍隊自己的旗號。朱德、陳毅、王爾琢分任師長、黨代表、參謀長，粟裕則依舊擔任連指導員。

　　不久，朱德與秋收起義后率部走上井岡山的毛澤東取得了聯(lián)系，湘南又面臨國民黨軍7個師的重兵“進剿”，因而決定轉兵江西，開赴蔣介石一時鞭長莫及的井岡山。

　　4月24日前后，他率部迤邐而行，到達峭拔險峻的井岡山，與毛澤東指揮的秋收起義余部順利會師。

　　“天上眾星皆拱北，世上無水不之東”。

　　年僅21歲的粟裕在朱德的帶領下，艱苦跋涉輾轉數(shù)省后激流歸于大海，從南昌起義的槍聲里，最終走上草創(chuàng)時期井岡山的漫天硝煙中，成為雖是“五百年而圣人出”，“紅太陽”卻遠未升起、正期待四方英杰前來相助的毛澤東的麾下。

　　英雄創(chuàng)造時勢，時勢也造就英雄，一個戰(zhàn)場上叱咤風云的粟裕即將開始其崛起的沉穩(wěn)而堅實的腳步。

 

　　2、將帥起于卒伍，朱毛麾下實戰(zhàn)中成長

 

　　井岡山上，一臉笑容迎候朱德的毛澤東先上山5個月。

　　他領導的秋收暴動爆發(fā)于1927年9月9日，是中共黨人被逼上梁山，打響反抗蔣介石、汪精衛(wèi)“清黨”屠戮的第二槍。

　　秋收暴動的聲勢不如南昌起義，參加部隊為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wèi)團與安源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及萍鄉(xiāng)等地的農民自衛(wèi)軍，約5000人。

　　除也有葉挺獨立團成分的警衛(wèi)團外，其余都屬于訓練不多、未經戰(zhàn)陣的雜牌武裝，戰(zhàn)斗力遠不如3萬余屬于正規(guī)軍的南昌起義參加部隊。

　　秋收暴動不久失敗后，部隊也損失大半，毛澤東帶上井岡山的殘余人馬不足1000人，與朱德統(tǒng)領的南昌起義余部大致相當，但朱德的部隊是葉挺獨立團主力發(fā)展而來的25師余部，當年北伐途中曾充任開路先鋒，一路斬關奪隘，所向披靡，戰(zhàn)斗力自不待言。

　　因而，朱德和他的隊伍到來，為勢單力薄的井岡山增添了一支精銳的生力軍，令毛澤東振奮不已。

　　兩軍隨即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為軍長，毛澤東為軍黨代表兼軍委書記。南昌起義余部編為28團，秋收起義余部則編為31團，是井岡山上兩大頂梁支柱。

　　粟裕依舊擔任28團五連黨代表，接連三次參加了毛澤東主持召開的連以上干部會議。他不僅因此與毛澤東相識，而且因眼下從事政工工作，與軍黨代表毛澤東屬于同一“專業(yè)”，對會上毛澤東闡述的“支部建在連上”等建軍原則便領會得更為深刻，連隊的支部建設也就極為出色。

　　但與一直不曾更換“專業(yè)”的28團營長林彪、31團營黨代表羅榮桓不同，粟裕時而黨代表，時而連長，多次變動崗位。

　　他后來回憶說：“連隊里新戰(zhàn)士和解放過來的戰(zhàn)士多了，需要加強政治工作，就調我去任連黨代表；某個連長軍閥習氣太重了，要調動他的工作，又讓我去任連長。”

　　這種基層砥歷，給粟裕的人生帶來了兩大好處。

　　一是崗位多番輪換，為他多年后勝任新四軍一師師長兼政委、華東野戰(zhàn)軍代司令員兼代政委，軍政雙優(yōu)游刃有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是與其他一些驟然“空降”部隊，直接擔任方面大員，缺乏基層磨礪的將領不同，他的作戰(zhàn)指揮更為縝密與切合實際，因而每戰(zhàn)必勝，“常勝將軍”的雅號也就隨之而來。

　　唯一“不利”之處是，因為基層蹀躞、耽擱太久，又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逐步升遷，他的“仕途”便頗為乖蹇：紅軍師級干了7年，掌管一支方面大軍——華東野戰(zhàn)軍卻僅是代理司令員兼代政委，擔其責而不享其名，軍中實職也最終止于總參謀長。

　　井岡山上的粟裕在連級指揮員崗位做得有聲有色。

　　政治思想工作干部一度被稱為“賣狗皮膏藥”，擔任過團指導員的陳毅曾回憶說：“大家喊我是賣狗皮膏藥的。”黨代表粟裕自然也不例外。

　　毛澤東在紅軍中倡導官兵平等，規(guī)定長官不得隨意懲罰士兵，粟裕盡管贊同，但也有所保留，認為教育犯事的士兵不能“賣狗皮膏藥”，還是懲罰管用。

　　連隊一個通信員嗜賭成性，積習難改，成為黨代表粟裕的重點關注對象。每當抓到他賭博時，粟裕便予以懲罰，讓他兩腿半彎曲下蹲，雙手舉起。但懲罰過后，通信員依然固我，賭博如故。粟裕沉思良久，最后還是采取“攻心為上”，與通信員談心教育，使他不僅徹底改掉了惡習，還主動協(xié)助禁賭。粟裕體會到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頗有感觸地說：“對待自己的同志，舌頭比拳頭還靈啊!”

　　政工的另一威力體現(xiàn)在身先士卒，吃苦在前。

　　井岡山上缺吃少穿，粟裕不僅帶頭學會了縫制衣服，自作硝鹽，與士兵們一道吃紅米、南瓜，還跟隨朱德一趟又一趟下山挑糧食。朱德聞名遐邇寫有“朱德記”的扁擔，多年后粟裕回憶說：“我就親眼見過這根扁擔。”

　　漢代飛將軍李廣曾“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因而士兵“咸樂為之死”。毛澤東將李廣“飲食與士共之”的作風化用到紅軍的政治思想工作中，粟裕則心領神會，身體力行，因而連隊逐漸成為打不垮、拖不爛的典型紅軍隊伍。

　　擔任連長，粟裕依然是軍中翹楚。

　　他對部隊的訓練抓得很緊。每天清晨起床，第一件事是集合隊伍爬山。他身先士卒，帶領隊伍一陣旋風沖上山頂，稍作休息，又疾如迅雷沖下山來，隨后才從容吃早飯。

　　紅軍彈藥奇缺，作戰(zhàn)時才能分配兩三發(fā)子彈，彈無虛發(fā)便成為粟裕對隊伍的嚴格訓練要求。

　　他雖書生出身，卻能單手舉槍瞄準，穩(wěn)穩(wěn)堅持20分鐘，百步穿楊，每發(fā)必中，是軍中享有盛名的神槍手。他便以自己為標桿，每天組織隊伍苦練單手無依托舉槍瞄準，雖罕有實彈射擊，卻也帶出了一批特等射手。

　　紅軍彌補槍彈缺乏的又一措施是刺殺、投手榴彈為主的近戰(zhàn)、夜戰(zhàn)，粟裕則尤為重視。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他常常帶領連隊出沒荒山野墳摸爬滾打，既消除了士兵怕鬼的心理，又強化了夜戰(zhàn)本領，使連隊成為令敵膽寒的“夜老虎”。

　　部隊的成長更多在于實戰(zhàn)。

　　朱德和毛澤東會師不久，國民黨軍便大張旗鼓地第二次“進剿”井岡山。粟裕率連隊隨朱德向江西遂川一帶運動時，突然遭遇奉命調動中的江西國民黨軍第31軍一部。

　　國民黨軍未戰(zhàn)先怯，剛接觸便后撤，朱德當即下令追擊。

　　粟裕帶領全連馬不停蹄，一口氣猛追35公里，大獲全勝。他們以日常訓練鍛煉出來的超強耐力，直追得國民黨官兵口吐白沫，潰不成軍，最終活捉對方營長以下官兵300余人，繳槍250多支。

　　一個月后的1928年6月，蔣介石又調集湖南、江西兩省軍隊共10個團第四次“進剿”井岡山。

　　毛澤東、朱德決定以主力迎擊江西國民黨軍楊池生、楊如軒部，主動撤出剛拿下不久的永新，退到井岡山中心地區(qū)寧岡，待機殲敵。

　　老七溪嶺地處要沖，地勢險要，是楊池生、楊如軒進攻的必經之地，關乎戰(zhàn)役成敗，朱德命令改任連長的粟裕率部前往控制。

　　但粟裕帶領連隊跑步趕到時，老七溪嶺制高點已被“兩楊”的先頭部隊搶先占領。他心急如焚，多次組織強攻，從早上打到中午，均因地形不利而失敗。

　　午后，激戰(zhàn)雙方都已疲憊不堪，山上守敵更是槍聲一停，便迫不及待東倒西歪地躺下休息。粟裕抓住戰(zhàn)機，帶領連隊隱蔽接敵，突然發(fā)起攻擊，一舉突破防守陣地。

　　隨后，粟裕又一馬當先，最先沖上制高點，但回頭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氣，他身后只跟上來9個人，而前頭是黑壓壓慌亂中奔跑的敵人。

　　此時，若退回去，等于前功盡棄，甚至完不成朱德當面交與的重任；若繼續(xù)進攻，則敵眾我寡，危機四伏。粟裕閃念之間，當機立斷將9個人分成兩組，6人控制制高點，接應后續(xù)部隊，自己則帶其余3人，猛追潰逃之敵。

　　翻過一座雜草叢生的山坳，他發(fā)現(xiàn)百余名國民黨官兵人頭攢動猬集一處，立即只身沖過去，喝令繳槍不殺。留在制高點的司號員十分靈泛，見此情形迅速吹起了嘹亮的沖鋒號，旗手也不停揮舞紅旗，聲援粟裕。

　　不知虛實的國民黨官兵一時震呆了，面對四桿黑洞洞指向自己的槍，絲毫不敢亂動，最后只得垂頭喪氣繳槍。粟裕命令俘虜卸下槍機，背著槍支下山，全勝而歸。

　　隨后，朱德指揮紅四軍乘勝出擊，一舉殲滅楊池生、楊如軒部1個團、擊潰2個團，重占永新，“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只‘羊’(楊池生、楊如軒)”，取得了井岡山第四次反“進剿”勝利。粟裕的睿智神勇也在紅軍隊里迅速傳開，被稱為“青年戰(zhàn)術家”。

　　勝敗乃兵家常事，有成功的喜悅，也便有失敗的苦楚。

　　第四次反“進剿”不久，主張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向湘南發(fā)展的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趁一直反對的毛澤東不在，極力將28團和29團拉回湘南，朱德只得被迫同意。

　　回到湘南的第一仗是打郴州。

　　戰(zhàn)況起初進展順利，紅軍不僅打進了城里，還繳獲了兩房子珍貴的槍支彈藥。但奉命執(zhí)行警戒的28團二營營長袁崇全疏忽，黃昏時遭到國民黨軍突然反撲，朱德只得匆匆下令撤出城外，所有繳獲全部得而復失。

　　城外的耒水大橋上，一臉煙塵與焦急的朱德親自帶機槍班掩護部隊過橋。粟裕率部經過時，見此情形，連忙跑步上前說：“你先過河，我們留下掩護!”

　　軍情緊急，朱德沒有說話，只僅僅握了握粟裕的手，全部的信任都包含在其中。之后，他轉身撤離。粟裕一路擔任后衛(wèi)，掩護部隊撤郴州，過資興，進桂東。

　　29團是湘南暴動的農民組建而成，見部隊失利，又到了自己的老家，便一哄而散，消失在田間陌野的各個村莊，全團只剩副營長肖克帶的一個連200余人。

　　禍不單行。28團二營營長袁崇全又拉上6個連叛變，準備投靠贛軍劉士毅部。他的黃埔同學、紅四軍參謀長兼28團團長王爾琢急忙前往追趕，被他暗中開槍射殺。這就是紅軍史上慘痛的“八月失敗”。

　　井岡山上的毛澤東聞訊，急忙帶了一個營前來桂東接28團，粟裕隨即重回井岡山，再度歸于毛澤東麾下。

　　1929年1月，鑒于井岡山已不適合作大部隊發(fā)展的基地，蔣介石又集結3萬余人準備聯(lián)合“會剿”，毛澤東決定由剛上山的彭德懷率紅五軍留守井岡山，紅四軍主力則下山出擊贛南、閩西，另辟合適的根據地。

　　粟裕隨即跟隨毛澤東、朱德下山，開始了人地兩疏的征戰(zhàn)之旅。

　　初入外線，蔣介石前堵后截，窮追不舍。紅四軍連戰(zhàn)失利，很是被動。先是28團黨代表何挺穎在大庾負傷殉職；隨后主力又遭贛軍劉士毅突襲。

　　此時，林彪已被毛澤東格外委以重任，接任王爾琢的28團團長一職，成為粟裕的上級，奉命率28團擔任后衛(wèi)。劉士毅一突襲，林彪匆忙中將毛澤東、朱德和軍直機關拋在了后面。

　　毛澤東、朱德身邊僅有一個后衛(wèi)營掩護，一時陷入困境。經警衛(wèi)部隊拼死苦戰(zhàn)，他們才先后脫險，但朱德的妻子伍若蘭被敵人抓住殺害。

　　粟裕率部隨林彪在安全之處休息，內心一直惴惴不安，直到聽說他們安然歸來才放下心來。

　　正值隆冬時節(jié)，山嶺漫天皆白。紅四軍官兵衣服單薄，為擺脫追兵，不斷行走在崇山峻嶺間，甚至吃飯也是中途稍事休息時，將米放在搪瓷缸里用火煨熟，簡單對付了事。

　　粟裕對毛澤東、朱德以走調動敵人的策略心知肚明，但一般戰(zhàn)士則因不解而頗有怨言。

　　行經瑞金北部，向大柏地前進時，隨28團行動的朱德經過粟裕連隊，幾個心中有氣的戰(zhàn)士裝沒看見，故意說：“當軍長，不打仗!怕死就讓我們來指揮好了!”

　　不想朱德一聽，將大衣一摔，說：“你們想打仗嗎?打就打!”說著，率領眾人一個反沖鋒，將一路“依依不舍”的追敵打得落荒而逃，繳獲七八十條槍。

　　粟裕見識了朱德的神勇，也親手提槍，奮勇爭先參與了這一神勇的戰(zhàn)斗過程。

　　農歷除夕之夜，毛澤東、朱德更大的反擊開始了。他們將紅四軍主力埋伏在大柏地附近的叢莽間，等待劉士毅繼續(xù)追來。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天空小雨不斷，毫無防備的劉士毅部鉆進了伏擊圈，憋屈已久的紅軍一躍而起，收繳豐厚的新年“禮物”。粟裕則奉命帶領連隊扼守要隘，將劉士毅麾下官兵們死死堵在包圍圈內。

　　戰(zhàn)役很快干凈利索結束。紅四軍殲滅劉士毅部兩個團大部，活捉團長以下官兵800多人，長出了一口惡氣，一舉扭轉了下山以來的被動局面。

　　四年后，經過舊戰(zhàn)場的毛澤東猶自興奮不已，填詞一首《菩薩蠻·大柏地》，說“當年鏖戰(zhàn)急，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

　　紅四軍隨后乘勝攻入寧都縣城。粟裕冒著槍林彈雨沖鋒陷陣之時，生平第二次負傷，幸而傷在肉厚的臀部，并無大礙。

　　1929年3月，粟裕跟隨毛澤東、朱德遠征福建西部，和兄弟部隊一道拿下了汀州，全殲國民黨郭鳳鳴旅2000余人。不久，他又繼續(xù)千里轉戰(zhàn)，在毛澤東馬背上“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的吟哦聲中，閩西大部被“赤化”。

　　這年6月，紅四軍發(fā)生圍繞建軍原則的“朱毛”之爭后召開的“七大”上，毛澤東黯然落選前委書記一職，前往福建永定的天子洞養(yǎng)病。

　　或許當年擔任南昌起義警衛(wèi)班長，警衛(wèi)過周恩來等重要人物的淵源，粟裕也接到了朱德交與的一個特殊任務，奉命帶三連隨侍左右，保衛(wèi)毛澤東的安全。這是他與毛澤東的第一次長時間的“親密接觸”，十分盡職盡責，和南昌起義時一樣不敢有絲毫疏忽懈怠。他把全連百來號人馬分為兩撥，自己親自帶一部分跟在毛澤東身邊；另一部分則安排在駐地附近活動，隨時注意四周的動向。

　　毛澤東盡管心情不大好，但對粟裕這位“衛(wèi)士長”開始有所近距離地了解，也很欣賞他的細心周到，覺得安全有了保障后(蔣介石的陳維遠部就在附近)，便放心地埋頭寫自己的東西。

　　不過，粟裕終究是老實人，除了每天例行地探望、問候之外，再沒有過多的“親近”之舉，也就未能更多地引起毛澤東的好感。

　　毛澤東依然還在養(yǎng)病中，保衛(wèi)的任務尚未結束，粟裕便接到了朱德新的命令，升任為紅四軍一縱隊二支隊黨代表，不久改稱政委，與支隊長肖克搭檔。

　　紅四軍共有三個縱隊。一縱隊由原28團改稱，相當于師，司令員為林彪，下轄兩個支隊，支隊相當于團。

　　粟裕隨即告別毛澤東，前往履任新職，隨朱德輾轉征戰(zhàn)廣東、贛南和閩西。半年后，毛澤東也重回紅四軍就任前委書記。

　　1930年1月，毛澤東、朱德再度鞭指贛南，粟裕與肖克率部跟隨行動。他們按照朱毛部署，奉命率部參與圍殲國民黨軍唐云山旅，激戰(zhàn)正酣時，粟裕頭部突被炮彈擊中，昏倒在地。

　　這次負傷，不僅使他被迫離開戰(zhàn)場3個月，還幾乎影響了他的一生。彈片留在頭顱內，直到去世后火化才被發(fā)現(xiàn)。每到戰(zhàn)事緊張，戰(zhàn)役指揮思考過多時，他便頭痛欲裂?；春?zhàn)役如此，抗美援朝被毛澤東“欽點”為掛帥第一人選時，也因此失之交臂，未能成行。

　　傷愈歸隊后，紅四軍、紅六軍、紅12軍整編為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分任總指揮和政委，林彪接任紅四軍軍長，粟裕則“原地踏步”，被調換為紅12軍五支隊支隊長。

　　1930年8月，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提出“飲馬長江，會師武漢”的口號，命令紅一軍團攻取長沙。粟裕隨即率部跟隨毛澤東、朱德進入湖南，參加了兩個戰(zhàn)役，

　　一是泅水渡河圍殲國民黨軍戴斗垣旅。戰(zhàn)役雖大獲全勝，卻因急行軍一身大汗跳入冰涼的河水里，粟裕當晚高燒不退。不過，蒙頭睡了一晚，仗著年輕體壯，竟不治而痊愈了。

　　二是攻打長沙，粟裕支隊的任務是從南面大托鋪攻城。

　　城中守軍達31個團10萬人，工事堅固，且有外壕、鐵絲網、電網等障礙物。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林彪的紅四軍攻城相繼失利，粟裕也不例外。

　　他利用黑夜掩護，組織部隊上前破壞守軍守備，挖掘前沿工事。但天亮便遭守軍反擊，他被迫撤下來，挖好的工事也被破壞。如此再三，進展甚微。圍城16天，毛澤東、朱德兩次下令總攻都遭失敗。

　　權衡之下，毛澤東果斷決定撤圍，正合懷疑攻打大城市是否適宜的粟裕心意。轉移到醴陵休整時，粟裕一覺睡了兩天一晚才緩過勁來。

　　接著，毛澤東不顧李立三的指令，趨利避害，回師江西，一舉拿下中等城市吉安，繳獲無數(shù)。他隨即又指揮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合編而成的紅一方面軍東渡贛江，準備迎擊蔣介石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圍剿”。

　　反“圍剿”之前，粟裕升任紅22軍65師師長，不久改任紅12軍64師師長，成為一名可與毛澤東、朱德直接對話的高級將領。

　　粟裕新的“官帽”尚未戴熱，1930年12月，蔣介石調集的10萬大軍開始進攻紅軍的中央蘇區(qū)。陣前主將是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南昌行營主任魯滌平，下轄張輝瓚的18師和譚道源的50師兩大主力。

　　毛澤東提出“撒開兩手，誘敵深入，待機破敵”的策略，與朱德一道指揮紅軍先行退卻，準備后發(fā)制人，集中4萬兵力，尋機分別殲滅張輝瓚與譚道源。

　　他們原來準備先打譚道源，但兩次設伏都落空了。此時，粟裕獲悉了一個張輝瓚部即將進入龍崗地區(qū)的情報，決定親自化裝偵察予以核實。

　　對于化裝成什么人，粟裕有過仔細考慮。他想到張輝瓚是湖南老鄉(xiāng)，部隊里湖南士兵也多，自己對敵人的行情還熟悉，回答一般問題不會有差錯，因此最后決定打扮成國民黨下級軍官。

　　粟裕又從師部偵察排選了兩個戰(zhàn)士，一齊換上繳獲的國民黨軍制服，向張輝瓚部可能過來的方向出發(fā)了。

　　走了半天，道路旁的樹叢里忽然閃出個國民黨軍崗哨，喝問：“口令!”

　　“清——剿!”

　　粟裕早叫偵察排打聽了，并且知道國民黨軍的口令一般一星期到半個月才換一次，因此十分鎮(zhèn)定地回答。

　　站崗的士兵放下槍，但仍一臉狐疑和警惕：“你們是哪來的?哪部分的?”

　　粟裕笑笑，故意奚落說：“我們是50師的，你們是18師的吧?你們怎么走得這么慢?落在我們后面大半天路程了。”

　　接著，粟裕解釋：“我們是去后頭送信的，還以為你們早過了龍崗呢!”

　　哨兵被粟裕的從容震住了，早沒了懷疑，有點膽怯地問：“聽說龍崗那邊有共匪，是真的嗎?”

　　“哪有什么共匪?早跑得沒影兒了!”粟裕笑道，“我們早上才打那邊過來。你們18師是不是被共軍嚇怕了?張師長還是日本留過洋的呢。”

　　哨兵一邊放行，一邊小聲說：“聽說朱毛共匪厲害呢!”

　　進了村子，到處都是國民黨官兵走來走去。粟裕見不遠處的石頭上坐著個軍官，獨自悶頭抽煙，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便主動靠過去招呼。

　　“我們好像在哪里見過?”粟裕笑著說，“我是譚師長派來和你們18師聯(lián)絡的。”

　　軍官絲毫不加懷疑，發(fā)牢騷說：“大家都替魯總指揮賣命，今天見了，明天還不知能不能睜開眼睛呢!”

　　“哪里至于這樣?”粟裕恭維說，“早聽說你們張師長用兵如神，指揮有方，這次進剿，必定大獲全勝!”

　　閑聊中，粟裕得知張輝瓚已打算加快速度推進，只是尚未最后確定是否走龍崗，而且張輝瓚部隊的士氣普遍不高。

　　偵察回來后，粟裕當即求見毛澤東和朱德，匯報了自己掌握的情況，并建議針對張輝瓚求勝心切的心理，派一支小部隊引誘張輝瓚到龍崗，主力紅軍則在龍崗設伏，一舉殲滅18師。

　　毛澤東聽完，與朱德相視一笑，頻頻點頭。隨后，他們命紅12軍軍長羅炳輝派蕭鋒的獨立營，前往富田到值夏一線，協(xié)助紅12軍35師作誘餌。

　　蕭鋒率部與張輝瓚部稍作接觸后，立即向龍崗撤退。大約走了90里山路，終于將張輝瓚誘到龍崗，進入毛澤東、朱德預設的口袋陣，成為手到擒來的甕中之鱉。

　　粟裕率部與林彪的紅四軍、黃公略的紅三軍、彭德懷的紅三軍團等主力一道，從埋伏的叢莽間一躍而起，將18師的9000人馬全部殲滅，包括張輝瓚本人在內無一漏網。

　　戰(zhàn)后，毛澤東、朱德向身邊的人夸贊有偵察與獻策之功的粟裕，說他有辦法。興奮之余，毛澤東又詩興大發(fā)，填詞一首《漁家傲》：“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乘戰(zhàn)勝之威，毛澤東、朱德又開始部署攻打譚道源，并交給粟裕的64師正面主攻的重任。

　　粟裕受命展開攻擊后，譚道源以政府軍裝備的優(yōu)勢組織反擊64師，竟沖開一道缺口，直撲僅有一個警衛(wèi)排的粟裕師部。危急之中，粟裕掏出手槍，指揮警衛(wèi)排奮力搏殺，卻又碰上混入隊伍的奸細背后打冷槍。

　　化險為夷后，粟裕指揮全師反擊。不久，和兄弟部隊一道殲滅將譚道源一個旅，第一次反“圍剿”結束。

　　四個月后，蔣介石又走馬換將，讓麾下大將何應欽出任總指揮，率20萬人馬再度“圍剿”中央蘇區(qū)。何應欽將部隊從贛江岸邊一直擺到福建建寧，長達五百公里，是典型的“一字長蛇陣”。

　　為了迎敵，蘇區(qū)中央局多次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作戰(zhàn)方案。毛澤東主張繼續(xù)以根據地為依托作戰(zhàn)，遭到一些將領的異議，與會的粟裕等人則極力支持他的主張。

　　1931年5月，毛澤東、朱德下達了“消滅王金鈺、公秉藩兩師”的命令，第二次反“圍剿”之戰(zhàn)開始。粟裕隨即率部與黃公略的紅三軍一起，在板坑一舉打敗了公秉藩部。

　　戰(zhàn)后，他與政委高自立給毛澤東、朱德寫了一封急就的短信，匯報戰(zhàn)況及請示下一步如何行動。

　　信中說：“職部……于午前十一時許在板坑右翼高山與敵公秉藩接觸，直至午后五時敵始潰散”，“職部自昨日出發(fā)后與(紅)三軍全無聯(lián)絡，未知各方情況如何?行動如何?望示知。”

　　兩天后的富田戰(zhàn)斗結束時，粟裕又與高自立聯(lián)名向毛澤東、朱德報告行動：“本師昨晨本已準備趕到富田，后因興敵進援之故，周明原(原)同志(190團團長)要我們前往堵截，因此我們即于午前八時到達白石。”信中，他們還請示下一步行動：“如鈞座要我們另有其他任務時乞即賜示知。”

　　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粟裕和兄弟部隊一道，連續(xù)作戰(zhàn)15天，橫掃700余里，連打五個勝仗，殲敵三萬余人。何應欽的“一字長蛇陣”全線崩潰，第二次反“圍剿”勝利結束。

　　惱羞成怒的蔣介石不容紅軍喘息，一個多月后又調集30萬人馬，親任“圍剿”軍總司令，以分路圍攻、長驅直入戰(zhàn)略進行第三次“圍剿”。

　　毛澤東、朱德集中3萬主力堅壁清野，避強擊弱，六戰(zhàn)五捷，又殲敵三萬余人。蔣介石被迫撤退，第三次反“圍剿”告捷。

　　粟裕率部參加了戰(zhàn)役的全過程，特別是蔣介石下令撤退時，他指揮64師和林彪的紅四軍、彭德懷的紅三軍團一道，與戰(zhàn)斗力很強的蔣鼎文、蔡廷鍇粵系部隊打了一場惡仗。

　　紅軍集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拼殺，對方則集中軍官、軍士沖鋒，雙方都損失巨大。戰(zhàn)后，粟裕做了深刻反思，認為不該與撤退之敵打這一場得不償失的硬拼之戰(zhàn)。

　　連續(xù)三次“圍剿”失敗后，蔣介石被迫較長時間采取守勢，中央蘇區(qū)獲得了較為安定的休整環(huán)境。粟裕則被調離64師，在紅四軍參謀長、紅軍學校教員、紅一方面軍教導師師長崗位上走馬燈似的變換。

　　1933年1月，他又被調任新組建的紅11軍參謀長時，正逢蔣介石再度親任“剿匪”軍總司令，開始第四次“圍剿”。

　　粟裕當即率部投入反“圍剿”的戰(zhàn)場，奔赴東線福建方面作戰(zhàn)。

　　此時，毛澤東受到王明“左”傾中央的排擠，長期坐起了冷板凳，戰(zhàn)役最高指揮員是周恩來、朱德。他們交給紅11軍任務是，偽裝成紅一方面軍主力，牽制、迷惑進攻之敵。

　　粟裕協(xié)助軍長周建屏、政委蕭勁光，率紅11軍大張旗鼓、聲勢浩大地開進。他們攻新豐，渡撫河，還揚言攻打黎川，果然迷惑、吸引了蔣介石。

　　紅一方面軍主力在粟裕等人掩護下，秘密轉移，從容隱伏于東韶、洛口一帶待機，隨即在宜黃的黃陂山以逸待勞，一舉殲滅國民黨軍52師、59師，僅一個團僥幸倉惶逃脫。

　　3月中旬，紅11軍又接到周恩來、朱德的作戰(zhàn)命令，鉗制和吸引蔣介石長驅直入的先頭縱隊。

　　粟裕精細籌劃之下，紅11軍與地方部隊密切配合，將蔣介石的先頭部隊往南面吸引，逐漸拉開了與它后續(xù)部隊之間的距離。埋伏在東陂地區(qū)的紅一方面軍主力乘機出擊，打掉了蔣介石強悍的精銳嫡系11師大部和第9師一部。

　　兩場突如其來的漂亮殲滅戰(zhàn)，蔣介石損兵折將近3個師，仰天長嘆說：“此次挫折，凄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他的第四次“圍剿”也只得匆匆“鳴金”收兵。

　　蔣介石回南京舔舐傷口，粟裕卻未能稍事休憩。

　　王明“左”傾路線代理人、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博古下令紅軍“不停頓的進攻”，紅11軍隨即奉命攻打硝石。

　　硝石守軍是湖南軍閥許克祥的一個師。多年前，許克祥發(fā)動“馬日事變”，與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遙相呼應，在長沙屠戮了不少中共人士。鬧學潮的粟裕從常德逃往武漢途經長沙，只能偷偷摸進車站，躲在火車座位底下，直到出了湖南地界才長吁一口氣。

　　這回仇人戰(zhàn)場刀兵相見，可謂分外眼紅。

　　戰(zhàn)斗一打響便十分激烈。粟裕與軍政委蕭勁光命令紅11軍28師攻打一個山頭，被許克祥強大的火力壓制，前赴后繼卻屢攻不上。

　　粟裕和蕭勁光聞報，親自趕到前沿，組織部隊再次沖擊，終于攻克山頭。但許克祥的第二梯隊突然出現(xiàn)在紅11軍的身后，攻勢迅猛凌厲。

　　粟裕手里已沒有任何預備隊。危急之下，他當機立斷，帶領身邊的警衛(wèi)人員沖了上去，以壓制許克祥瘋狂的攻勢。不想一顆子彈飛來，擊中粟裕的左臂，血流如注，噴出一米多遠。

　　蕭勁光急令將粟裕送往山下救護所，不久又送到軍醫(yī)院。經過簡單而粗笨的治療，原本需截肢的粟?？偹惚Ｗ×俗蟊郏粝铝私K身殘疾。

　　住院期間，粟裕還遭到敵特襲擊，再度與死神擦肩而過。

　　這天清晨，國民黨軍的便衣隊偽裝趕集，混進了沒有武裝護衛(wèi)的軍醫(yī)院，大開殺戒，醫(yī)患人員驚慌之下只得四散隱蔽。粟裕一跑出門便遇到4個剽悍的特務。他身負重傷，腿腳卻依然利索，腳下生風，一口氣跑了10多公里，緊追不舍的特務最終無可奈何，放棄了到口的“肥肉”。

　　傷愈出院后，蔣介石規(guī)?？涨暗牡谖宕?ldquo;圍剿”已開始，粟裕被調任新組建的紅七軍團參謀長兼20師師長，他的紅11軍搭檔蕭勁光則已先調任為軍團政委兼21師師長。

　　就任新職后，粟裕第一個重任是協(xié)助蕭勁光攻打瑞金東北部的要地黎川。

　　此前，“左”傾中央最高負責人博古和他的洋顧問李德，不顧已經下野的毛澤東提出的放棄黎川的建議，堅持“御敵于國門之外”，要求蕭勁光死守黎川。蕭勁光因當時手中無兵可守，被迫放棄。

　　1933年11月，博古、李德準備“收復赤色黎川”，命令彭德懷的紅三軍團與蕭勁光的紅七軍團長途奔襲黎川，先期拿下外圍據點滸灣。

　　令彭德懷、蕭勁光和粟裕這幾位將領都沒想到的是，百萬“圍剿”大軍的最高首腦蔣介石的前進指揮所，竟然設在臨川第八中學，也就是離他們的攻擊點不過30公里。

　　多年后，蔣介石的侍從秘書鄧文儀繪聲繪色卻不無后怕地回憶說：“一支十萬人以上的匪軍，竟在不知不覺中，出人意料之外，到達了江西中部的臨川附近。……包圍攻擊臨川委員長前進指揮所”，“幸賴蔣委員長指揮若定，沉著應戰(zhàn)。”

　　紅三軍團與紅七軍團合計不到兩萬人，被夸張為“十萬人”；目標為黎川而非蔣介石大本營的滸灣戰(zhàn)斗，被渲染為“包圍攻擊臨川委員長前進指揮所”，鄧文儀回憶的準確性自然可疑。

　　但有一點確鑿無誤：蔣介石當時的確就在臨川，而且身邊人馬不多，大搞硬拼仗的李德竟然差點“畢其功于一役”，端掉蔣介石的老巢。

　　紅軍作為非政府軍的落后通訊，不僅使彭德懷和粟裕等人錯失或擒或斃蔣介石的一次良機，還造成兩個軍團無法配合，僅僅各自為戰(zhàn)。

　　滸灣毗鄰國民黨軍的戰(zhàn)略要點江西金溪縣，由黃埔一期生冷欣帶1個師據守。博古、李德命令紅七軍團正面進攻，紅三軍團則迂回側后。

　　正面攻擊開始后，紅七軍團很快與守軍形成對峙。

　　粟裕直接指揮的20師剛由地方部隊改編，僅有2000余人，而攻擊正面寬達10公里，還要派出2個營去掩護兄弟部隊，主陣地兵力便捉襟見肘。紅七軍團下轄的另一個師19師由原紅11軍縮編而來，但也只擅長游擊戰(zhàn)，陣地攻堅非其所長。

　　不久，彭德懷指揮紅三軍團從側后發(fā)起攻擊，守將冷欣為減輕壓力，立即傾力猛攻較為弱小的正面。粟裕指揮20師和19師一道奮力反擊，第一天頂住了冷欣的攻勢，繳了幾百條槍。

　　粟裕從側后的槍聲判斷，紅三軍團和守軍打得很激烈，但彭德懷一次也沒有和紅七軍團聯(lián)絡過。粟裕后來回憶說：“三軍團迂回到敵后，向敵人猛攻時，我們不知道；而當敵人向我們這邊猛攻時，三軍團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戰(zhàn)。”

　　第二天一早，冷欣又如法炮制，繼續(xù)猛攻正面，甚至前所未有地出動了飛機、裝甲車。

　　19師官兵從未見過裝甲車，一時不知所措，陣地很快被裝甲車沖垮。飛機臨空投彈時，紅軍也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遇見，聽見尖銳的呼嘯聲和爆炸聲，有人竟驚慌大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粟裕直接指揮的20師陣地戰(zhàn)況也空前激烈，守軍以密集隊形反復沖殺。打到最后，師部陣地的重機槍僅剩下70多發(fā)子彈。

　　機槍排長還在猶豫不決，舍不得把珍貴的子彈全打光，粟裕上前奪過機槍，一陣猛掃，打完了最后的子彈。隨后，粟裕和官兵們用槍托和石頭砸，一直堅持到天黑才沿撫河撤退。滸灣戰(zhàn)斗最終失利。

　　戰(zhàn)后，蕭勁光被博古撤銷紅七軍團政委兼21師師長一職，隨即挨整判刑，政委一職由“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樂少華接任。

　　粟裕不是軍團主官，免于撤職，但很快被樂少華扣上了“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的帽子，受到限制和監(jiān)督使用。

　　滸灣戰(zhàn)斗后，因軍團長未上任，粟裕奉命率紅七軍團在清流、歸化、將樂、沙田一帶活動。博古、李德交給他的任務是，千方百計拖住福建的國民黨軍，使他們不能增援江西。

　　紅七軍團兵力有限，又遭滸灣戰(zhàn)斗不小的損失，無法進行稍大規(guī)模的運動戰(zhàn)。粟裕便籌劃打游擊性的運動戰(zhàn)，機動靈活完成任務。

　　他將部隊部署在交通要道附近的山頭，居高臨下，監(jiān)視福建方面。一旦發(fā)現(xiàn)他們向江西方面行動，便馬上下令打出去，襲擊其尾巴，將大部隊吸引回來。福建的敵軍患得患失間，被牢牢地牽制住了。

　　騰出手后，粟裕又謀劃了奇襲永安縣城。

　　永安是國民黨將領魯滌平部的后方基地，城墻高大，易守難攻。粟?？偨Y當年攻打長沙蠻干硬拼的教訓，決定采取爆破的方式攻城。

　　他指揮部下將坑道挖到永安城墻腳下，攻城的突擊隊員埋伏其中。隨后，他又挑選一批精悍的戰(zhàn)士抬著一口棺材，偽裝成出殯隊伍，棺材里滿滿裝的是黑色炸藥。

　　戰(zhàn)士們悲悲切切，吹吹打打，將棺材抬到城門口后突然引爆，城墻頓時炸開一個大缺口。埋伏坑道中的突擊隊員一躍而起，毫不費力地拿下了永安城。

　　魯滌平在永安建有一個兵工廠，武器、彈藥、機器應有盡有，全部成為紅七軍團的囊中之物。中央蘇區(qū)后勤部門聞報大喜，一面通令表彰紅七軍團的戰(zhàn)績，一面組織專人將兵工廠連根拔起搬走，解決了紅軍槍支彈藥緊缺的一時之急。

　　1933年12月，彭德懷的部下、紅三軍團5師師長尋淮洲被正式調任紅七軍團軍團長，開始與粟裕共事。

　　此時，殘酷劇烈的第五次反“圍剿”之戰(zhàn)遠未中止，曾經生龍活虎、所向披靡的紅軍處處被動，形勢相當嚴峻。

　　粟裕很快面臨一個新的挑戰(zhàn)，人生軌跡也發(fā)生改變，他在毛澤東、朱德直接指揮下的戰(zhàn)場生涯隨之結束，開始了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獨立支撐一塊紅色區(qū)域的漫長歲月。

 

　　3、千里“棄子”，出沒浙南“匪化波及全浙”

 

　　1934年6月，第五次反“圍剿”已苦苦作戰(zhàn)近一年。博古為首的“左”傾中央見取勝無望，被迫忍痛決定放棄經營多年的中央蘇區(qū)，突圍前往湘西與賀龍、任弼時、肖克的紅二、六軍團會師。

　　為掩護主力轉移，他們決定紅七軍團以“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向反方向的福建、浙江、江西和安徽等省出動，最后目的地為皖南，“以吸引蔣敵將其兵力從中央蘇區(qū)調回一部到其后方去”。

　　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等人還在瑞金接見了軍團長尋維洲、政委樂少華、參謀長粟裕與政治部主任劉英等四位軍團負責人，當面交代任務，要求他們率軍在1個半月內趕到皖南。

　　但當時粟裕對博古要放棄蘇區(qū)的真實意圖毫不知情，多年后，朱德回憶說“是準備退卻，派先遣隊去做個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他才恍然大悟。

　　經過一番準備，長短槍不到1300支，戰(zhàn)斗人員也僅有4000余人的紅七軍團作為博古、李德棋盤上的“棄子”，于1934年7月初開始行動。

　　他們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對絕大多數(shù)將士而言，這是一次極為悲壯的征程。

　　為了迷惑蔣介石，中共中央搞了一次“聲東擊西”，對紅七軍團的行動作了突出宣揚。“下野”多時的毛澤東也罕見地出面“捧場”，多次高調接受《紅色中華》采訪，暢談時局和抗日先遣隊。

　　7月30日，紅七軍團進入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后，博古、李德突然改變原定北上的計劃，命令紅七軍團轉兵東進，相機襲取福州，還說市內地下黨組織將予以策應配合。

　　因尋淮洲墜馬負傷，不能視事，全軍的軍事指揮之責由粟裕承擔，他隨即調整進軍路線和制定作戰(zhàn)方案。

　　紅七軍團突然之間大張旗鼓的動作和劍指軍政要地福州，令蔣介石震驚不已，急忙電令各路兵馬馳援。正在“圍剿”中央蘇區(qū)的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也被他要求立即放下手中事物，趕到福州視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會，城墻高大，工事堅固。紅七軍團僅區(qū)區(qū)數(shù)千人馬，裝備粗劣，又長途跋涉遠道而來，對守軍情況一無所知。

　　粟裕雖不贊同這種兩眼一抹黑的盲目作戰(zhàn)，但軍令如山，不得不服從。紅七軍團急行軍趕到城下，稍作部署后，他于8月7日深夜下令攻城。

　　戰(zhàn)事起初很順利，主攻福州北關外圍的幾個連隊迅猛頑強，但不久即遭到憑險扼守、以逸待勞的守軍猛烈還擊。

　　紅七軍團擅長野戰(zhàn)，不熟悉攻堅的近迫作業(yè)，又無攻城器材，城內地下黨早已被破壞殆盡，策應之事子虛烏有，因而幾度強攻都未奏效。

　　第二天下午，粟裕下令再次攻打福州外圍，仍然沒有任何進展，蔣介石又出動飛機輪番轟炸、掃射，紅七軍團損失巨大。

　　為保存有生力量，必須放棄無異于自戕的攻城之舉，迅速趁黑夜撤出戰(zhàn)斗，但粟裕雖心急如焚，卻只有軍事指揮權，軍團最高決策權掌握在中央代表曾洪易、政委樂少華手中。

　　沉吟之下，粟裕想到一個說服的辦法。他以軍委命令“相機襲取福州”中的“相機”為由，對曾洪易、樂少華說已沒有“襲取”的機會，應當以撤退為上。曾洪易、樂少華果然認為有理，終于同意撤兵。

　　福州之戰(zhàn)，不僅攻城失利，損失了一批精干人馬，而且暴露了部隊的實力。此后，蔣介石對紅七軍團已不屑一顧，未曾調出中央蘇區(qū)“圍剿”大軍里的一兵一卒，他還另派兵馬，一直追堵、圍殲這支孱弱的偏師。

　　紅七軍團撤圍后，夜宿于福州東北20公里的桃源一帶。官兵們連續(xù)行軍、作戰(zhàn)，早已疲憊不堪，很快沉沉入睡。

　　但宿營地距離福州不遠，粟裕不敢大意，毫無睡意。他派出一支部隊前出偵察，以防國民黨軍尾追襲擊后，才稍稍放下心來。

　　不想暗夜漆黑一團，人地生疏的偵察部隊走錯了路，與果然尾追而來的國民黨軍一個團對面錯過，使其悄然摸上了紅七軍團駐地。幸而警戒部隊機警，發(fā)現(xiàn)敵情后當即交火，但處境十分危急。

　　粟裕果斷處置，迅速下令其余部隊投入戰(zhàn)斗，將突入之敵一舉擊退。隨后，他又緊急部署部隊搶占陣地，迎擊敵人更大的反撲。

　　天放亮后，雙方短兵相接，激戰(zhàn)一整天，一時形成僵持狀態(tài)。但國民黨軍的援兵從福州源源開來，準備從兩翼包抄，吃掉紅七軍團。

　　粟裕敏銳洞察到對手這一意圖，主張迅速撤出戰(zhàn)斗，獲得了樂少華的贊同。8月10日夜晚，粟裕下令部隊悄無聲息地離開戰(zhàn)場，向不遠處的閩東游擊區(qū)轉移，他還親率一個連殿后掩護。

　　國民黨軍沒有放棄這塊“肥肉”的意圖，87師與49師先后緊緊尾隨其后，一路“戀戀不舍”，伺機圍而殲之，以獲不世之功。

　　粟裕忙里偷閑，行進到羅源時，還與尋淮洲等人答應當?shù)丶t軍游擊隊的請求，準備拿下他們難以啃下的羅源縣城。不過，僅有民團防守的羅源力量雖不強，福州攻城失利的陰影卻仍然影響紅七軍團，聽說攻堅便都有畏難情緒，因而粟裕決定智取。

　　他與游擊隊負責人商定后，派出一隊偵察兵化裝混進城內，摸清了守軍的兵力部署、工事設施和地形交通。隨后，偵察兵又按他的部署分為兩部，一部出城匯報情況，一部隱藏在城區(qū)作內應。

　　8月13日下午，粟裕召開戰(zhàn)前會議，確定佯攻東門、西門，真打南門的作戰(zhàn)方案。當晚，趁著夜色迷蒙，他果斷發(fā)出了攻城命令。

　　當守軍慌亂中將主力放在東門、西門時，南門內應的偵察員放火為號，策應攻城的主力部隊，一舉拿下了羅源。1000余名守軍包括縣長等要員都垂頭喪氣束手就擒，做了階下之囚。

　　羅源之戰(zhàn)后，紅七軍團進入閩東根據地的腹心地區(qū)寧德。粟裕與后來的老部下、閩東獨立師師長葉飛第一次會面，互贈禮物，相談甚歡。但尚未稍作休整，博古、李德便急令紅七軍團繼續(xù)向閩北前進。

　　這時候，尋淮洲傷勢好轉，接過了主要軍事指揮工作，粟裕更多的是履行參謀長之責。

　　紅七軍團一路向北急行，9月初進入閩北蘇區(qū)。粟裕和尋淮洲都主張利用蘇區(qū)的便利休整一下，補充人馬，振奮士氣，以利再戰(zhàn)。

　　博古、李德卻一再電催，要求紅七軍團迅速“跳躍式”向浙西和皖南發(fā)展，真正調動“圍剿”大軍離開中央蘇區(qū)。粟裕只能惆悵不已。

　　當紅七軍團疲憊地離開閩北，準備開赴皖南時，博古、李德卻又突然來電，命令“在閩浙贛邊境廣泛開展游擊戰(zhàn)爭”,也就是緩去皖南。

　　不僅如此，他們一會兒批評行軍速度太慢，而當速度加快時，他們卻忽然又批評“不須以急行軍增加病員與疲勞，每日行二三十里”

　　如此朝令夕改，視同兒戲的命令，最犯難的是參謀長粟裕。

　　他往往剛將一個計劃做好，新的電令一到便作廢。部隊還如同木偶，只能機械地依照電令規(guī)定的時間、地點、路線、里程緩緩前行，幾乎每天都要打掩護仗、遭遇仗，傷病員逐漸增多，卻無處安置。

　　而最令粟裕揪心的是，部隊蹀躞遲疑，逡巡不進，國民黨軍乘機加緊了圍追堵截，49師和新調來的王耀武補充第一旅、兩個保安縱隊等部正實施多路合擊，紅七軍團處境日漸危急。

　　粟裕焦急地向軍團政委樂少華陳述敵情，樂少華得知可能全軍覆沒后，決定不顧博古、李德的嚴厲批評，率部轉戰(zhàn)皖贛邊。紅七軍團因而暫時轉危為安，但粟裕在轉戰(zhàn)途中右臂中彈，再次負傷。

　　9月30日，紅七軍團一路苦戰(zhàn)，到達皖贛邊的段莘地區(qū)，距離原定最后目的地皖南已經不遠。粟裕了解當?shù)厍闆r后，建議在皖贛邊開展游擊戰(zhàn)，但遭到博古、李德的否決。

　　10月10日，紅一方面軍主力被迫離開中央蘇區(qū)，紅七軍團調動蔣介石“圍剿”部隊的戰(zhàn)略未曾達到。5天后，博古、李德指令紅七軍團轉移到方志敏的閩浙贛蘇區(qū)休整。

　　粟裕依然堅持在皖贛邊發(fā)展，也得到了其他軍團負責人的支持，但博古、李德首鼠兩端，猶豫不決，先是同意，繼而再度否決。紅七軍團只能奉命闖過兩道封鎖線，進入閩浙贛蘇區(qū)。

　　不過，對多數(shù)紅七軍團將士而言，這也算是一件喜事。

　　紅七軍團的主要前身是閩浙贛蘇區(qū)發(fā)展起來的紅10軍，紅10軍奉命調入中央蘇區(qū)后，方志敏又組建了新的紅10軍，因而紅七軍團算是回了老家，受到方志敏和蘇區(qū)老百姓的熱忱歡迎。

　　紅七軍團隨即與新紅10軍奉命合編為紅10軍團，下轄3個師，兵力達兩萬余人。閩浙贛軍區(qū)司令員劉疇西任軍團長，樂少華為軍團政委，尋維洲則被降為19師師長。

　　支持尋淮洲的粟裕起初被調任為閩浙贛軍區(qū)參謀長，離開了主力部隊。不久，經方志敏提議，粟裕才回到紅10軍團擔任參謀長。

　　兩軍順利會師合編，閩浙贛蘇區(qū)似乎重有星火燎原之勢，成為主力長征后南方紅軍最大的一支勁旅，令蔣介石寢食難安。

　　1934年冬，他一面“追剿”長征途中的紅主力，一面緊緊盯住了閩浙贛地區(qū)，先后調集20余萬人馬“圍剿”接過“北上抗日先遣隊”名號的紅10軍團。

　　負責所有留守紅軍的中央軍區(qū)司令員項英聞報后，致電方志敏、劉疇西等人，要求他們率20、21師轉到外線，同正在外線活動的19師會合，集中兵力打運動戰(zhàn)，創(chuàng)造浙皖贛邊新蘇區(qū)。

　　方志敏、劉疇西當即遵令而行，很快與在安徽黃山東南湯口外線作戰(zhàn)的19師會師。蔣介石也隨之變更部署，重新集結兵力，多路圍堵，必欲除之而后快。

　　12月13日，重兵壓境的紅10軍團被迫向北轉移，經烏泥關抵達黃山東麓的譚家橋。粟裕與方志敏、劉疇西、尋淮洲等人隨即在這名不見經傳的僻遠之處，寫下了人生悲壯的一頁。

　　蔣介石不斷催促的合圍主力除一直如影隨從，專事對付原紅七軍團的49師外，黃埔三期出身的王耀武統(tǒng)領補充1旅后來居上，一馬當先，成為蔣介石“圍剿”諸將里的急先鋒。

　　劉疇西很快獲悉，急于邀功的王耀武輕騎而來，孤立突出，尾隨紅10軍團已進抵湯口；其余各路追兵卻相距尚遠，補充1旅與49師至少有8個小時路程。

　　機會稍縱即逝，劉疇西決心打一仗，吃掉補充1旅，改變被動局面。他有足夠的理由打贏王耀武：

　　一、紅10軍團兵力與補充1旅相差無幾，僅武器裝備較為落后；

　　二、補充1旅第2團曾被19師的前身紅七軍團擊潰過，紅軍攻打手下敗將，心理上占有優(yōu)勢；

　　三、預定戰(zhàn)場地形十分有利。從烏泥關到譚家橋，兩側都是連綿起伏的山地，叢林密集，古木參天，便于部隊埋伏隱蔽；

　　四、殲滅了補充1旅，不但可以補充急需的物資裝備，還能打擊國民黨追兵的囂張氣焰，便于紅10軍團在皖南立足生根。

　　根據劉疇西的決心，參謀長粟裕立即擬定了初步作戰(zhàn)方案。但在如何使用主攻部隊上，他和劉疇西產生了分歧。

　　19師由原紅七軍團縮編而來，粟裕認為其千里轉戰(zhàn)，作風頑強，野戰(zhàn)經驗十分豐富，應該負責主攻；20師則是閩浙贛軍區(qū)升級不久的地方部隊，擔任主攻不大合適。

　　劉疇西畢業(yè)于黃埔一期，是原閩浙贛軍區(qū)司令員，看法與粟裕剛好相反。他相當自信，認為自己的老部隊20師素來英勇，擔任主攻毫無問題。

　　因為劉疇西不容置疑的堅持，粟裕只好按照他的決心更改部署，讓20師擔任主攻，19師則換為打穿插，預備斷敵后路。隨后，粟裕還精心指派了一些偵察員裝成當?shù)乩习傩?，像往常一樣砍柴、種地，甚至裝作外出的行人，在路上自由來往。

　　紅10軍團各部遵令埋伏就緒后，王耀武于12月14日率部追到烏泥關。因紅軍紀律嚴明，隱蔽較好，他命令部下仔細搜索兩邊山林，一步一個腳印謹慎前進，也未發(fā)現(xiàn)任何可疑之處。

　　然而意外發(fā)生了。

　　大概沒有經過這種大兵團對陣的正規(guī)戰(zhàn)場面，20師一個士兵因緊張不安，手中的步槍忽然走火，而且一連3槍，暴露了全軍的意圖和目標。

　　王耀武是粟裕后來極少數(shù)稱道的蔣介石干將之一，頗為能干，情知大事不好，立即下令火速散開，搶占路邊高地，占據有利地形。一場精心籌劃、似乎完美的伏擊戰(zhàn)，瞬間成為最不劃算的攻堅戰(zhàn)。

　　時為紅10軍團政治部主任的劉英后來回憶說：“此時我高級指揮員已飭各部待敵行進時才開始動作，不料部隊走火三槍，引起敵人注意，于是敵人立即集結部隊并加派部隊占領沿馬路的陣地。”(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劉英紀念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53頁。)

　　隱伏的紅20師指戰(zhàn)員只好一躍而起，殺向敵陣，以血肉之軀展開硬拼。開始攻擊還算猛烈，讓王耀武有些被動，但他們不擅野戰(zhàn)的缺陷，很快便帶來了不良后果。

　　王耀武的部隊不愧是蔣介石的嫡系和后來赫赫有名的74軍前身之一，訓練有素，戰(zhàn)術動作純熟，迅速遏制了紅軍的攻擊勢頭，扭轉了戰(zhàn)場的主動權。20師雖作戰(zhàn)英勇，期間幾度白刃格斗，但最終無法抗衡，四散潰敗。

　　紅20師打響后，埋伏在另一處的尋淮洲，立即率19師出動，準備穿插斷敵后路。但還沒通過前方高地，卻聽說20師已經潰不成軍。

　　劉疇西支撐不住的時候，只好下令19師火速回援自保。

　　尋淮洲曾和粟裕一起提議19師擔任主攻，對最終安排20師有保留意見，現(xiàn)在戰(zhàn)局弄得不可收拾，正應了自己當初的擔心。“舊怨新愁”一時上來，才22歲的他，到底有些年輕氣盛，未理睬劉疇西的這一命令。甚至“方志敏寫信去調，又沒調來。”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單打獨斗的19師，也很快陷入危急境地，被王耀武的猛烈火力壓制在山崖下，匍匐于地，寸步難行。

　　尋淮洲急怒之下，親自帶隊沖鋒，最終也無濟于事，他本人還負了重傷，隨即因流血過多而含恨瞑目密林間，被草草埋葬在戰(zhàn)場。

　　劉疇西只有“走為上”一條計策了，被迫下令撤退，向北轉移。關系到紅10軍團興衰存亡的譚家橋戰(zhàn)斗，在一輪血紅的殘照下，凄慘地見出了分曉。

　　蔣介石一面通令嘉獎王耀武，一面飭令49師等部一齊乘勝追擊紅10軍團。

　　1935年1月，邊打邊走，處處被動的紅10軍團在浙江遂安召開軍團師以上干部緊急會議。

　　會上，粟裕提出分兵的主張，認為部隊要擺脫困境，必須立即分兵，改變大兵團集結，“樹大招風”的部署，迅速將正規(guī)軍轉為游擊隊，正規(guī)戰(zhàn)轉為游擊戰(zhàn)。

　　他分兵的具體設想的是，他和劉英率19師到浙西南活動，方志敏率21師回贛東北堅持，樂少華、劉疇西率20師留皖南作戰(zhàn)。

　　劉疇西等人則激烈反對，堅持全軍返回贛東北，先休整后分兵，否決了粟裕的主張。“官大一級壓死人”，粟裕只能無可奈何地服從。

　　為擺脫蔣介石30個團的追兵，安全返回贛東北，粟裕又一次運用了聲東擊西之計。

　　他先指揮部隊經安徽的茂林、涇縣等地向宣城、廣德開進，各路追兵誤以為紅軍將進軍蕪湖、南京，急忙趕往前頭堵截。紅10軍團約3000人乘機掉頭南下贛東北。粟裕率800余人的先頭部隊走在前面，主力部隊則由軍團長劉疇西率領跟進。

　　粟裕深知形勢險惡，必須趕在蔣介石的包圍圈合攏之前，不惜一切代價急行軍，突破封鎖線，靠攏蘇區(qū)越近越安全。

　　他將部隊編成3個戰(zhàn)斗連隊，走到開化縣西北的大龍山時遭遇國民黨軍攔擊。他當機立斷，命令部隊趁夜幕掩護轉移，在荒山野嶺荊棘中開路前進。

　　行進中，有人以部隊疲勞饑寒為由，要求休息一下，被粟裕堅定否決。直到沖出尚未合攏的浙贛邊境封鎖線后，他才下令休息，等候主力上來。

　　率領主力部隊的劉疇西卻猶豫疏忽，幾次中途住宿休息，耽擱了時間，甚至在與粟裕先頭部隊相距僅5里時認為部隊太疲勞，決定再次安營住宿。

　　粟裕聞訊十分吃驚。他對隨先頭部隊行動的方志敏說，情況這樣緊急，決不能再遲疑延誤了，部隊今天晚上必須通過封鎖線。

　　方志敏同意粟裕的看法，讓粟裕趕緊以他的名義，給劉疇西寫一封短信，限令他今夜迅速跟進，通過封鎖線。

　　信很快被送走，但粟裕心里還是不踏實，向方志敏建議說，還是由他回去協(xié)助軍團長掌握部隊，迅速跟進，連夜通過封鎖線。

　　方志敏思忖一會，覺得以粟裕的資歷和職務，很難改變劉疇西的決心，便決定讓他帶先頭部隊先走，自己親往主力部隊，以紅10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和政委的最后決定權，將部隊帶出險境。

　　劉英后來回憶：“方(志敏)同志接到劉疇西同志來信后，即召集了幾個主要干部會商”，“認為劉疇西同志那種‘屎出不找茅廁’的作風，非派一得力干部前往，協(xié)助主力通過樂、常封鎖線，必然會發(fā)生諸多困難”。

　　他說：“志敏同志堅持自己隨主力行動，要粟裕同志率領先頭部隊進入基本地區(qū)”，“于是粟(裕)、劉(英)、樂(少華)三同志隨前衛(wèi)部隊行動，志敏同志回去隨主力行動(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劉英紀念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57頁。)”。

　　當晚，粟裕率先頭部隊通過封鎖線，等候方志敏和主力部隊。

　　但方志敏也未能說服劉疇西，再次耽誤了脫險時間，主力部隊很快被包圍在漫天風雪的懷玉山區(qū)，彈盡糧絕，幾乎全軍覆沒。方志敏和劉疇西也先后被捕，慘遭殺害。

　　粟裕只有望空浩嘆，悲憤不已。

　　因粟裕機敏果斷而帶出來的800余人，也成為紅七軍團和紅10軍團最后的“血脈”。如同當年朱德大庾整編一樣，粟裕又一次悲壯地站在了800余殘存的火種行列中。

　　不久，遵義會議中的中共中央從千里之外電令，以這800余人為基礎組建挺進師，粟裕為師長，劉英為政委，任務是進入浙江境內打游擊，創(chuàng)建根據地，從戰(zhàn)略上配合主力紅軍行動。

　　浙江是蔣介石、陳立夫、陳誠、胡宗南和戴笠等國民黨要人的老家，重點設防，兵精糧足，保甲嚴密，以區(qū)區(qū)數(shù)百人前往，生存的機會都十分渺茫，遑論發(fā)展了。

　　但粟裕沒有推辭，慨然說：“請轉告蘇區(qū)中央分局和黨中央，堅決完成任務。”他和劉英商量后，決定到山高林密、重巒疊嶂的浙西南創(chuàng)建根據地。

　　這又是一次充滿危險和艱辛的遠征。

　　粟裕率領挺進師闖重圍，攀峭壁，跨信江，躲叛徒，經過幾個月的艱苦行軍和大小數(shù)十戰(zhàn)，于1935年4月下旬進入浙江慶元縣的齋郎地區(qū)，唯一一部電臺也在作戰(zhàn)中被損壞，從此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聯(lián)系，成為自生自滅的“棄子”。

　　齋郎位于三縣交界處，林深草密，山巒起伏，主峰海拔高達1248米。粟裕一到這里，便登上山頂勘察地形，一個打垮一路狂追的福建、浙江兩省保安團的設想很快就出來了。

　　僅區(qū)區(qū)數(shù)百疲憊之師，蔣介石眼里早已沒有了粟裕，“圍剿”的軍隊也從慣于征戰(zhàn)的正規(guī)軍換為了地方保安團，甚至還有自詡“刀槍不入”的“大刀會”。

　　這些武裝分三路合圍而來，戰(zhàn)斗力不強，但即便全是豆腐渣，也照樣能撐死老母豬，粟裕不能不慎之又慎。

　　4月28日早晨，被保安團用來打頭陣，消耗彈藥紅軍的“大刀會”出現(xiàn)了，袒露胸膛，念念有詞，一齊沖向挺進師的陣地。

　　見過大場面的粟裕可謂“牛刀小試”，三下五除二便將“大刀會”打得哭爹喊娘，逃得無影無蹤。

　　隨后，他派出小股部隊，將“守土有責”的勁敵浙江保安第一團誘入伏擊陣地，一天激戰(zhàn)后，大獲全勝，殲滅其500余人，與挺進師全師人馬相等。特別是繳獲了長短槍150多支，輕重機槍5挺，子彈萬余發(fā)，讓紅軍指戰(zhàn)員痛痛快快開了一次“洋葷”。

　　浙江保安第一團兵敗如山倒，原本預備參戰(zhàn)的福建保安第二團聞風喪膽，慌忙撤出了浙西南。眼前暫時沒有了敵手，粟裕便開始放手在這一帶建立根據地了。

　　他將挺進師編為4個縱隊和兩個獨立支隊，按照當年井岡山毛澤東的方法“分兵以發(fā)動群眾，集中以打擊敵人”，將各個縱隊分散開來，要求所有官兵學會打游擊和做群眾工作兩套本領。

　　粟裕的具體做法是：第4縱隊留在龍泉河以南的浙閩邊境活動，牽制敵人；第1、第2縱隊擔負開辟基本區(qū)，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其余則隨師部北進，輾轉游擊于浙贛路以南一線。

　　他和劉英還成立了浙西南特委，專事開展地方黨的工作。

　　但從集中到分散，粟裕遇到了一個難題。挺進師的最早前身是紅七軍團，擅長正規(guī)的野戰(zhàn)，分散乃至單個游擊非其所長，官兵們有為難情緒，發(fā)動群眾也絕非易事。

　　粟裕便先讓團級干部帶小部隊單獨活動，約定會合的時間和地點。一次成功后，便又將單獨活動時間延長。官兵們單獨活動次數(shù)一多，漸漸有了生存的辦法，群眾工作也逐漸得心應手。

　　不久，浙西南一支成員廣泛、人數(shù)近5000的青幫隊伍欣然接受了紅軍的領導，首領陳鳳生等人還加入了中共，挺進師的分散游擊和群眾工作便有了更為可靠的基礎。

　　不到5個月，浙西南游擊根據地便在江山、浦城、龍泉、遂昌、松陽五縣之間建立起來，縱橫百余公里。各地先后建立了臨時蘇維埃政府、群眾武裝和群眾組織等，一如當年星火閃爍的井岡山。

　　挺進師也發(fā)展到近千人，擴編為5個縱隊和兩個獨立支隊，還有地方武裝近千人。粟裕初步實現(xiàn)了中共中央交給的任務，在浙江站住了腳跟。

　　這年“八一”建軍節(jié)前夕，粟裕和劉英還搞了一次聲勢頗為浩大的大示威，命令部隊全面出擊，“繳槍擴軍”，斬獲不菲。

　　粟裕與紅軍的名聲一時震悚了浙江大地，國民黨的《東南日報》驚呼：“浙江素稱平安之區(qū)，自粟、劉竄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若當局未能迅速肅清，前途實堪可慮”。

　　蔣介石自然不容許粟裕在自己寧靜的后院“撒野”。他曾經讓黃埔一期生宣鐵吾組織“浙南剿匪指揮部”，指揮數(shù)個保安團“清剿”，但無奈保安團不爭氣，他只得動用正規(guī)軍。

　　1935年9月，蔣介石命令衛(wèi)立煌和羅卓英擔任正副總指揮的“閩贛浙皖四省邊區(qū)清剿總指揮部”移駐浙西南附近，與保安團緊密配合，絞殺粟裕和挺進師。

　　衛(wèi)立煌是蔣介石麾下“五虎上將”之一，曾在“進剿”張國燾、徐向前的鄂豫皖蘇區(qū)與紅四方面軍之戰(zhàn)中立下汗馬功勞，羅卓英則是蔣介石的嫡系王牌18軍的軍長。讓這兩員大將專事對付粟裕，足見蔣介石被粟裕“鬧騰”后的“切膚之痛”。

　　羅卓英隨即制定了詳細的清剿計劃，決心“以各邊區(qū)大部對粟劉”，“限10月15日前全部肅清之”。

　　他動用了32個團近7萬人的正規(guī)軍，加上地方武裝近40個團，將浙西南團團包圍起來。鑒于“圍剿”中央蘇區(qū)時成功運用過碉堡戰(zhàn)術，他如法炮制，步步為營，嚴密封鎖挺進師。

　　羅卓英解釋如臨大敵的原因說：“當時劉英、粟裕等僅有數(shù)百人，現(xiàn)在統(tǒng)計數(shù)達3000人以上”，“其進展程度，比江西還要厲害”，他命令所部按照蔣介石的“剿匪要旨”，迅速行動，“勿處被動地位，致失機宜”。

　　“樹挪死，人挪活”。因挺進師一次最多只能消滅對手一個營，羅卓英過于強大，粟裕決定采取“敵進我進”的戰(zhàn)略，留下一部就地堅持，其余主力跳出重重包圍圈，到羅卓英的后方去，一方面調動其回援，一方面尋機到新區(qū)開辟根據地。

　　隨后，他和劉英率領挺進師主力突圍而出，輾轉游擊浙南一帶，很快又成燎原之勢，開辟出了一塊根據地。

　　1936年6月，國民黨內爆發(fā)了內訌的“兩廣事變”，廣東和廣西尾大不掉的軍閥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再度對蔣介石反戈相向。他們以北上抗日為名出兵湖南，與蔣介石爭奪地盤。

　　這又是“后院”起火，蔣介石權衡輕重，急忙將羅卓英的主力南調參戰(zhàn)。浙江一省空虛，挺進師因而獲得了難得的休整和發(fā)展機會。

　　粟裕乘機“大打”出手，不僅擴大了浙南根據地，還回師淪陷已久的浙西南，恢復了這一老區(qū)。挺進師的活動范圍一時增加到了30多個縣境，到1936年底，再次發(fā)展到1500多人。

　　不久，“西安事變”爆發(fā)，國共和談開始。但粟裕不曾迎來曙光，日子反而更為艱難起來。

　　蔣介石被形勢所迫，不得不在北方對毛澤東率領的中共主力紅軍妥協(xié)，但對南方“清剿”多年的游擊隊不肯服輸。他決定“北和南剿”，在新的國共合作之前，傾全力將南方游擊隊肅清，以免留下后患。

　　為此，他從湖南調來了劉建緒擔任“閩浙贛皖邊區(qū)主任公署”主任，負責“清剿”浙南、贛東北、閩浙贛、閩東和皖南的游擊隊，其中又以粟裕的浙南游擊區(qū)為主要目標。

　　劉建緒曾任第4路軍總指揮，在湘西對付賀龍的紅軍，熟悉紅軍作戰(zhàn)的特點，是一員老謀深算、“功勛”卓著的將領，他一到任便集結6個主力師等部約10萬人專門“清剿”粟裕，準備“6個月內，將全區(qū)之匪，一律肅清”。

　　因為浙南游擊區(qū)遠大于過去的浙西南，羅卓英四面包圍封鎖的策略已無法運用，劉建緒便另謀計策，采取由北而南、由西而東、由外圍到中心逐次展開的拉網戰(zhàn)略，意圖將挺進師壓向東南，然后予以圍殲。

　　52師師長張明成為劉建緒帳下的急先鋒。

　　1937年2月，粟裕率部來到泰順地區(qū)的景寧三枝樹。張明發(fā)現(xiàn)后，一路窮追猛趕，很快也趕到了這里。

　　這里原本駐有另一支國民黨軍主力：邵良的新5師。粟裕獲悉邵良與張明兩人素來互不買賬，積怨頗深，因而決定導演一場“鬼打鬼”的活劇，讓對方自相殘殺。

　　離三枝樹約五六里的地方，有座“敕木山”。山頂有個天然的大湖，名叫“仰天湖”。湖水清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風景絕好；是休閑度假的好去處，當然也是打仗的好地方。

　　粟裕帶隊伍手腳并用，攀沿附藤，上了敕木山。偵察了一番地形后，看看天色將晚，他布置幾個戰(zhàn)士對空鳴槍，有意暴露目標。

　　張明和邵良如蚊見血，立即出動，先搶占東西兩處山腳，隨后槍炮齊鳴，爭相撲向敕木山，發(fā)起了從未有過的猛攻。

　　這時候，天色暗了下來，粟裕從容將隊伍分成兩股，分別向東西兩面山腳下猛打一陣。等兩面的國民黨軍都向山頭興奮地發(fā)起沖鋒后，他隨即下令收兵，從山的一側悄悄轉移。

　　新5師搶先一步沖上了山頂后，還來不及喘氣，聽到另一側密集的槍聲，趕緊一陣排槍向山下壓下去，瞬間斃傷了迎頭趕上的52師不少官兵。

　　張明聞報，以為粟裕和紅軍還在山上，急令部隊不惜一切代價，務必攻上山頭。山上的新5師大感意外，沒想到被趕得四處亡命的紅軍游擊隊火力還很猛，便利用有利地形，調整火力加倍還擊。

　　戰(zhàn)斗逐步升級，雙方最終激戰(zhàn)了一個晚上，戰(zhàn)場狼藉，尸橫遍野。等天色蒙蒙亮時，他們才終于得知，原來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己的左手在打右手。

　　這時的粟裕和挺進師，早已見縫插針，溜出重圍中的夾擊圈，在另一座山頭安營扎寨，埋鍋做飯，喜笑顏開地休整多時了。

　　張明、邵良兩人本來就有宿怨，這一來更是有如仇敵，都說對方借“剿匪”之名，有意打擊自己。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兩人便“耗”上了，不是將矛頭對準“匪首”粟裕，而是處心積慮相互磨擦，拆臺，最后發(fā)展到相互抓人，見到對方的人就開槍。

　　劉建緒知道后，將張明、邵良叫來痛罵一頓，又將雙方遠遠調開，才算結束了這場好戲。

　　盡管吃了啞巴虧，劉建緒憑借雄厚的實力，攻勢未曾稍減。軍事上步步緊逼外，他還采取移民并村等強制措施，將紅軍和老百姓隔離開來，以便困而殲之。

　　粟裕的對策是，一面隱蔽精干，保存力量，一面機動靈活，積極作戰(zhàn)。穿行于封鎖圈和碉堡之間，他的游擊戰(zhàn)術獲得空前的提高，幾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劉建緒的“網”拉過來，粟裕便率部機敏靈活地鉆過去；劉建緒占領了游擊隊的山頭，粟裕便挺進到他的后方。

　　而劉建緒集中兵力大規(guī)模“圍剿”，粟裕便化整為零，將作戰(zhàn)單位分小，從幾十人到十幾人，乃至幾個人活動，人自為戰(zhàn)?？礈士梢猿鍪值臋C會，粟裕又迅速將分散的人馬集合起來，狠狠地“咬”劉建緒一口。

　　粟裕運用的游擊戰(zhàn)術幾條原則是：

　　一、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勝利；二、不在消滅敵人，而在消磨敵人；三、支配敵人，掌握主動；四、積極進攻，絕少防御；五、飄忽不定，出沒無常；六、越是敵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游擊隊行動時，粟裕要求做到5點：

　　一、反敵人之道而行，竭盡欺詐之能事，敵進我退，敵集我散，敵大我避，敵小我欺，避實就虛，聲東擊西；

　　二、不要企圖太大，只要常有小勝；

　　三、站在敵人翼側、后方和圈子外圍，不為敵人所合擊；

　　四、一切作戰(zhàn)行動必須迅速、勇猛、堅決，遲疑猶豫等于等死；

　　五、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襲擊，只要槍一響，刺刀就要殺到敵人肚皮上去。

　　對于如何隱蔽紅軍游擊隊的行動和意圖，粟裕規(guī)定了多種活動形式，諸如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電光形、殺回馬槍以及東去西返、早出晚歸等，讓“清剿”的對手疲于奔命，無法捉摸，無從下手。

　　每次行軍，他都要求派專人將沿途的痕跡清除干凈，抹掉足跡，扶起踩倒的野草，有時還有意布下迷陣，在某個方向造出痕跡，讓追趕之敵興奮之后白忙一陣。

　　夜晚宿營時，他要求避開集鎮(zhèn)，盡量選擇小村，最好是有前后門的獨立房屋，隨時準備緊急撤退。

　　粟裕還規(guī)定游擊隊實行“五班制”，他親帶一個班，成員有參謀、警衛(wèi)員等，既是指揮機關的干部，又要站崗、放哨、偵察、打仗，如同普通一兵。

　　每到宿營地，這個班住在中間，其他四個班分別放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任何方向發(fā)現(xiàn)敵情，便由那個方向的班阻擊掩護，其他班迅速轉移，擺脫敵人后到預定地點集合。他還要求，游擊隊至少要有兩個集合點，第一集合點有敵情，便去第二個點集合。

　　部隊每到一處，粟裕規(guī)定都必須認真勘察地形、道路，而且規(guī)定得很細。諸如從駐地出發(fā)，往前走多遠有岔路，往右走通往何處，地形如何；從某地到某地，大路如何走，小路有幾條，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如此一來，一旦路上與敵人遭遇，便能迅速擺脫。

　　為了做到“知己知彼”，粟裕還想方設法收集國統(tǒng)區(qū)報紙，從字里行間、正面反面細細分析，判斷情況。

　　他也經常派人從電話線偷聽來往通話，偶爾又出其不意突然襲擊某個鄉(xiāng)公所或鎮(zhèn)公所，讓鄉(xiāng)長或鎮(zhèn)長向縣長緊急求援，從而獲得權威的情報。

　　粟裕絕不僅僅是逃命式的躲避“追剿”之敵，而是常常主動出擊。他將敵人后方列為襲擊的主要目標，對象有三種：

　　一是蔣介石基層政權的黨政軍人員。出其不意將他們抓獲后，根據罪行大小與民憤情況，或殺或罰，使國民黨地方統(tǒng)治者日夜恐慌不安；二是襲擊“清剿”部隊的哨兵和偵探，動搖其軍心；三是捕殺落伍、掉隊的“清剿”官兵，零敲碎打，積少成多。

　　粟裕有了這些以多年血汗摸索出來的原則和戰(zhàn)術，讓擁有43個團，又有豐富老到“圍剿”經驗的劉建緒屢屢失手，徒喚奈何。盡管浙南的中心地區(qū)被摧毀，但粟裕和挺進師始終堅持下來。

　　1937年7月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不久，國共包括南方游擊隊在內的談判成功，早先雄心勃勃的劉建緒不得不遺憾地停止了“清剿”行動，與羅卓英一樣，“活捉粟裕”成為他一生的未竟之功。

　　按照國共合作協(xié)議，承繼紅七軍團和紅10軍團血脈的挺進師，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浙閩邊抗日游擊總隊”，粟裕任司令員。隨后，粟裕統(tǒng)領這支人數(shù)不多，卻在三年間千錘百煉的部隊開赴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安徽歙縣，加入了新四軍的行列。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橫行中國，如入無人之境的日本侵略軍，很快將見識一個神出鬼沒的游擊圣手。1934年7月紅7軍團改換“北上抗日先遣隊”名號的使命，歷經多年的艱難曲折和生死考驗，也在粟裕的帶領下最終得以完成。

 

　　(選自《戰(zhàn)場上的粟裕》，黃河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作者簡介：張雄文，湖南冷水江人，70年代生人。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北京新四軍研究會會員、株洲市作協(xié)副主席，鳳凰網和新浪網專欄作家、湖南大學客座教授，目前就讀于毛澤東文學院14期中青年作家班。在《名人傳記》、《羊城晚報》等數(shù)十家報刊發(fā)表過紀實作品，出版有《無冕元帥——一個真實的粟?！?人民出版社)、《名將粟裕珍聞錄》(北岳文藝出版社)、《毛澤東粟裕與淮海決戰(zhàn)》(人民出版社)、《蔣介石的槍桿子：從黃埔軍校到黃埔系》(人民出版社)、《戰(zhàn)場上的粟裕》(黃河出版社)等長篇紀實著作，以及詩詞集《踏雪泥集——張雄文詩詞選》(上海書店出版社)。曾獲全國侗族文學“風雨橋獎”、山西省“五個一工程獎”、株洲市“炎帝文藝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