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1日，著名作家洪治綱做客由湖南省作家協(xié)會主辦、毛澤東文學院承辦的第十二期“文學名家講堂”，主講“世紀之交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兩個思潮”。

　　本文根據(jù)洪治綱課件錄音整理(有刪節(jié))。

 

　　洪治綱：大家好!很高興能來到長沙，來到著名的毛澤東文學院，我感受到了在座的朋友對于文學的熱情。湖南這塊地方培養(yǎng)了很多優(yōu)秀的作家，也出現(xiàn)了很多優(yōu)秀的寫湖南的作品。湖南省作協(xié)的很多作家在十多年以前就是我的好朋友了。我今天的講座主題是“世紀之交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兩個思潮”，主要講述兩種創(chuàng)作現(xiàn)象。

　　首先我要講述世紀之交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兩個重要背景問題，一個是社會階層的分化與矛盾的加劇(精英與大眾關系的倒置；現(xiàn)實矛盾的加劇)；一個是消費文化激活日常生活的豐富性(消費文化流行，人的生活意義被重新界定)。

　　我們先來講講社會階層的分化與矛盾的加劇：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國社會階層比較簡單：城市與鄉(xiāng)村，知識精英與平民大眾。主要矛盾也是體現(xiàn)在這兩個方面，其中以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所反映的社會形態(tài)最為典型；九十年代以后，在市場經(jīng)濟驅動下，中國社會的階層出現(xiàn)新的分化，包括：富人與窮人的分化，干部與群眾的分化，國企與民企的分化，上層與底層的分化，這其中的核心問題是財富分配和權力分配。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先生從2003年開始，就陸續(xù)推出了《斷裂——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失衡——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博弈——斷裂社會中的利益沖突與和諧》、《重建社會——轉型社會的秩序再造》等一系列專著，對中國社會結構形態(tài)的變化和階層分化進行了非常有意義的分析。這些著作，雖然缺少一些必要的田野調查數(shù)據(jù)進行支撐，但是，它們都是從社會問題出發(fā)，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全面地認識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變化，包括各種矛盾出現(xiàn)的深層原因?！稊嗔?mdash;—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主要講的是貧與富的兩極化，城與鄉(xiāng)的兩極化，文化倫理的崩落等?！恫┺?mdash;—斷裂社會中的利益沖突與和諧》主要講在這種新的格局下，貧窮、不平等、社會權力都嚴重分化，人們的生存依靠的不是制度化，而是非制度化，即“非制度化生存”。人們所賴以生存的制度環(huán)境缺少確定性，在遭遇某種需要解決的問題或情況的時候，不是依據(jù)明確而穩(wěn)定的制度安排來解決，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體博弈，其結果取決于每一次具體博弈的特定方式。人們在這種非制度化的環(huán)境中，其生存充滿了不確定性，使得人人自危，沒有安全感，缺乏歸屬，缺乏社會認同。其解決之道，孫立平認為是需要解決權力缺位的情況，對社會成員的權利提供制度化保護，這是重建社會秩序的基礎?！妒Ш?mdash;—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主要圍繞權力和社會利益分配，形成的各種內在沖突。弱勢群體進入一種惡性循環(huán)，而強勢群體則反之。孫教授認為，未來社會中的人們將被嚴格界定在這個失衡的社會結構中，嵌入這個社會結構中的人們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要比以前難上數(shù)倍，很多人將會因為結構的原因而永遠地處于它所處的社會中。所謂贏著通吃的規(guī)則會將這個社會演繹得淋漓盡致。改變這種命運的唯一渠道是寄希望于權利的歸位，這對于既得利益者無異于與虎謀皮。

　　然后我們來講講消費文化激活日常生活的豐富性：消費主義的基本法則是欲望——物質——利潤，這三者之間的不斷循環(huán)是消費主義時代最典型的社會內驅力。欲望：構成社會需求(包括一切享樂主義的需求)；物質：為需求提供保障(包括一切可能的形式)；利潤：為物質生產(chǎn)提供后續(xù)動力，反作用于欲望的增殖。消費主義的主要特質是，在人本主義口號的掩飾下，它以極具誘惑力的即時享樂、縱欲狂歡和快速多變等方式，顛覆了人們固有的生活觀念，展示了種種新的價值觀念、文化倫理和審美趣味。在消費主義時代，人們消費的不再是商品具有的使用價值，而是更多體現(xiàn)為商品所負載的符號價值。其中消費形式的變化包括：身體消費(時裝、美麗、情色、美食、美容醫(yī)療等)、娛樂消費(多種傳媒、影像、文藝等)、好奇消費(度假、旅行、探險等)，鑒于人們生存和安全的需要，這些消費形式退而成為低標準的消費。消費是個神話，也就是說它是當代社會關于自身的一種言說，是我們社會進行自我表達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說，消費惟一客觀的現(xiàn)實，正是消費的思想，正是這種不斷被日常話語和知識界話語提及而獲得了常識力量的自省和推論。法國讓·波德里亞說：“廣告是這種消費思想的凱歌。”費瑟斯通說：“遵循享樂主義、追逐眼前的快感、培養(yǎng)自我表現(xiàn)的生活方式、發(fā)展自戀和自私的人格類型，這一切都是消費文化所強調的內容。”那么， 消費主義帶來的直接后果是感官欲望瘋狂增殖(拋棄形而上的思想)，信息快餐快速流轉(拋棄恒久性的價值)，自我中心四處泛濫(拒絕利他性的精神)。消費文化雖然帶來了諸多負面問題，如欲望化、快餐化、平面化、圖像化等文化景象，但它也帶來了生活方式的多樣化、生活觀念的多元化、生活情趣的豐富性，使日常生活高于價值生活，“小生活”重于“大生活”，掙脫了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啟蒙主義等單一價值觀的制約。日常生活被重新定義。這種生活觀念的變化是非常重要的，它重新定義了人類對于完整生活的理解，類似于杜威的“一個經(jīng)驗”。

　　這兩種背景既相互糾纏，又彼此沖撞，直接催生了兩種比較突出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思潮：一是社會矛盾聚焦式的現(xiàn)實主義思潮；一是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個人主義思潮。當然，消費文化還催生了其它長篇小說寫作思潮，如網(wǎng)絡文學中的類型化小說思潮，軀體等時尚化寫作思潮，這里暫不討論了。然后，我們來討論矛盾聚焦式的現(xiàn)實主義思潮，這是世紀之交以來最強勁的一股創(chuàng)作思潮，也是一種反消費文化的精英式的理性審美追求。作家們試圖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自覺地充當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從公眾關注的現(xiàn)實問題中果斷地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評價，以直面現(xiàn)實的姿態(tài)來體現(xiàn)自己作為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立場。這種思潮主要體現(xiàn)為三個階段：①新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此階段是以反映社會轉型時期主要矛盾為核心的長篇小說。其代表作有：談歌的《大廠》、《城市熱風》、《城市遷徙》；關仁山的《大雪無鄉(xiāng)》、《九月還鄉(xiāng)》；劉醒龍的《天行者》、《威風凜凜》等；蔣子龍的《農(nóng)民帝國》(后期)。這些作品主要反映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國營大工廠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的陣痛，包括工人下崗、工廠體制轉換后的資產(chǎn)流失、民企與國企之間的沖突；一是鄉(xiāng)鎮(zhèn)基層中圍繞著市場發(fā)展而引起的干群矛盾，包括招商引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與鄉(xiāng)鎮(zhèn)干部的作為、失地農(nóng)民的生存以及基層干群的沖突等等。②反腐小說，此階段是以反映官場權力結構為內核，展示權力尋租和利益博弈為主的長篇小說。其代表作有：張平的《十面埋伏》、《抉擇》、《國家干部》；周梅森的《人間正道》、《天下財富》、《中國制造》、《至高利益》、《絕對權力》；柳建偉的《北方城廓》、《突出重圍》、《英雄時代》；王躍文的《國畫》、《梅次故事》、《蒼黃》；陸天明的《蒼天在上》、《大雪無痕》、《省委書記》；鐘道新的《權力的成本》、《權利的界面》；劉醒龍的《痛失》、《彌天》；閻真的《滄浪之水》等等。這些小說均以敏銳的敘事視角，深入到權力結構的內部，以披露官場體系中各種丑陋不堪的游戲規(guī)則為主，展示了社會變革過程中權力階層的相互傾軋與腐敗?？追督裾f：“它們以對社會陰暗面的充分暴露為職責，故事的敘述也由社會底層轉向了社會的中上層，重點揭示中上層(當然也涉及到了基層)不同方面的人物是如何上下聯(lián)手、以權謀私、制造腐敗的。而且作者既是一個故事的敘述者，同時又是一個代表正義與道德的居高臨下、洞明一切的旁觀者。他們以其對官場、商場和情場相關存在的觸目驚心的腐敗現(xiàn)實的揭露，和對正義與邪惡沖突的緊張演繹，為讀者提供了一種認識現(xiàn)實和發(fā)泄憤懣的文本渠道，因而又可以轉化為一種閱讀快感。”③底層寫作，此階段是以反映底層弱勢群體生存境遇和命運為主的小說，既有城市農(nóng)民工的生活，也有都市底層平民的生活。其代表作有：劉慶邦的《紅煤》、《神木》等；孫惠芬的《歇馬山莊》、《吉寬的馬車》等；賈平凹的《高興》等；畢飛宇的《推拿》等。這些小說中，有些是表現(xiàn)鄉(xiāng)村農(nóng)民尤其是他們在城市底層生活的困頓為主要內容。相對集中地表現(xiàn)在幾個社會顯在的問題之上：打工工資，農(nóng)民工的性生活，女性的性服務及傷害，農(nóng)民工在城與鄉(xiāng)之間的徘徊。有些是反映下崗工人或殘疾人在都市底層的艱辛生活。展示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境況或命運，是底層寫作的主要特點。

　　這三個階段及其代表作的意義與局限性表現(xiàn)為：一、關懷的維度和道義化的立場值得肯定。作為文學多元化的一種模式，這種以關注現(xiàn)實矛盾、揭示生存困頓為目標的創(chuàng)作傾向，同樣也有其巨大的合理性。作家作為社會中的一員，無論是從藝術操守和良知上，還是從個人的使命和義務上，進行這樣的藝術追求都是無可非議的。他們自覺地將自己納入主流意識形態(tài)之中，以公眾所期待的社會責任感，直面現(xiàn)實社會中的種種生存弊端，以引起社會決策者們的注意，從而促使社會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前行，并且也確實取得了許多顯在的實績。其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知識分子向權力說真話、向公眾道真相的精神倫理，以及體恤性的生命情懷。二、從三個階段來看，關懷的矛盾正在走向深入化。從社會體制矛盾到反腐沖突，已經(jīng)走向了權力審視。然后再走向民工生存的人性關注，向社會結構深處更進一步了，而且創(chuàng)作主體的寫作姿態(tài)轉向了同情。對于中國當代小說來說，“同情”或者說“悲憫”是一種日漸稀缺的情感，但又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情感。宗白華就說過：“藝術世界的中心是同情，同情的發(fā)生由于空想，同情的結局入于創(chuàng)造。于是，所謂藝術生活者，就是現(xiàn)實生活以外一個空想的同情的創(chuàng)造的生活而已。”“無限的同情對于自然，無限的同情對于人生，無限的同情對于星天云月、鳥語泉鳴。無限的同情對于死生離合，喜筆悲啼。這就是藝術感覺的發(fā)生，這也是藝術創(chuàng)造的目的。”“同情是社會結合的原始，同情是社會進化的軌道，同情是小己解放的第一步，同情是社會協(xié)作的原動力。我們?yōu)槿松蛏习l(fā)展計，為社會幸福進化計，不可不謀人類‘同情’心的涵養(yǎng)與發(fā)展。哲學家和科學家，兢兢然求人類思想見解的一致，宗教家與倫理學家，兢兢然求人類意志行為的一致，而最能結合人類情緒感覺的一致者，厥唯藝術而已。”三、道德化的優(yōu)越感過于突出，對社會內部的某種沖突本質思考不足。一方面，作家們滿懷豪情地把敘事焦點對準當下的生存境域，對準人們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生活矛盾，力圖以關懷的姿態(tài)來展示經(jīng)濟體制變更時期的嚴峻現(xiàn)實，展示國人在這場社會遷徙過程中的種種喜怒哀樂，揭示改革的陣痛與人們心靈傷痛之間的共振關系，其創(chuàng)作主體的內在立場似乎有著不容置疑的正義性，在某種程度上也的確代表著廣大民眾的心聲。但另一方面，當它們成為一種創(chuàng)作思潮的時候，就出現(xiàn)了諸多良莠不齊的作品，特別是現(xiàn)實思考過于簡單的情況。譬如，有些長篇僅僅停留在現(xiàn)實問題的表層狀態(tài)上，要么只是滿足于對官場規(guī)則和游戲方式的獵奇式描述，要么只是滿足于對人性欲望的放縱式書寫，要么只是滿足于官場人物在道德良知上的自我掙扎與墮落，有些黑幕小說的意味。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價清末黑幕小說的藝術價值時，曾說道：這些作品“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四、敘事上的模式化傾向較為突出。①從總體上看，這一思潮中的一些作品在敘事上還表現(xiàn)出驚人的模式化傾向。不僅作家與作家之間在表現(xiàn)內容上大同小異，而且作家自己也不斷地重復自身的故事結構，甚至某些情節(jié)也在不斷地沿襲。譬如，同是寫官場中的權力爭斗，無論是周梅森、張平還是陸天明、柳建偉，他們筆下的故事總是先抑后揚——腐敗分子總是玩盡各種權術，設置重重機關陷害忠良，甚至靠陰謀手段左右逢源，春風得意，而最后一律得到嚴懲，正義的力量終于獲得伸張……這種模式化的敘事，歸根到底只能說明作家對生活本身介入太淺，對社會矛盾的認識十分浮泛，許多“現(xiàn)實生活”只是作家主觀臆測的結果，作家與生活之間存在著嚴重的隔膜狀態(tài)。②敘事語言比較簡單或粗糙。有不少長篇還停留在說故事層次上——努力把情節(jié)寫得曲折點，把故事說得完整些，把人物命運搗騰得跌宕起伏些，這就是他們的全部敘事目標。至于小說作為一種語言藝術，其話語的語調技巧、文本的結構技巧、人物形象的豐富性，都顯得不足。 最后，我們來討論下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寫作思潮。消費文化作為現(xiàn)代生活的主要文化環(huán)境，支配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環(huán)境之下，日常生活被重新定義，成為任何個體生存高度關注的生活目標，并且，這種新的生活觀念廣泛參與到人們對自然、歷史、社會等領域的理解之中。小說中的人物，不再以其社會地位或身份影響小說主題所表達的深度。小說故事，也不再以重大的事件作為依托。平凡的個體、普通的民眾、常態(tài)化的日常生活，均是作家審視歷史與現(xiàn)實的重要載體?？偟奶攸c是：①以小人物的命運見證大歷史或現(xiàn)實的變遷。②以日常生活形態(tài)展示生命存在的價值意義。③對各種現(xiàn)代敘事技術的熟練運用。為了便于分析這一思潮，我想從歷史敘事和現(xiàn)實敘事兩個角度來進行闡釋。首先，我們來談談.日常生活化的歷史敘事。嚴格地說，這種寫作策略從八十年代中期的新歷史小說就已經(jīng)開始。像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陳忠實的《白鹿原》，張煒的《九月寓言》等，但這些作品還有一些明確的大歷史意識：⑴拋棄歷史的可勘證性；⑵重構平民的歷史角色；⑶充分發(fā)揮作家的自由。這種寫作策略，經(jīng)過九十年代的不斷豐富和發(fā)展，慢慢地成為中國作家書寫歷史記憶的常態(tài)方式。除了極少數(shù)作家還在以正史人物或事件作為敘事對象，如今的絕大多數(shù)作家都不再關注史實和史料的真實性，而是主要關注平民化的日常生活與歷史風云的糾葛。像王安憶的《天香》，鐵凝的《笨花》，劉醒龍的《圣天門口》，畢飛宇的《平原》，蘇童的《河岸》《黃雀記》，艾偉的《風和日麗》《南方》，韓少功的《日夜書》，莫言的《蛙》《生死疲勞》，李洱的《花腔》，嚴歌苓的《小姨多鶴》《護士萬紅》《陸犯焉識》，遲子建的《白雪烏鴉》《偽滿洲國》，格非的“烏托邦三部曲”等等。例一：畢飛宇的《平原》。小說通過1976年的大半年時間，展示了一個蘇北平原的村莊里，幾個年輕人自我掙扎的命運經(jīng)歷。其主要內涵就是呈現(xiàn)了端方、吳蔓玲、混世魔王等一批青年的迷惘和苦悶。青春的苦悶，智慧的苦悶，熱情的苦悶，力量的苦悶。這種苦悶源自于自然人性與歷史意志的尖銳對抗。其寫作手法運用了細密的生存體驗，冷峻的敘事力量，有效的短句運用。例二：李洱的《花腔》。小說以一位后代調查她的父輩人物葛任的死亡真相為主線，揭示了歷史與個人命運之間極為吊詭的關系。葛任如何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歷史意志要讓他死在誰的手里，才更有“價值”。作為邊區(qū)馬列學院編譯室譯員的葛任，在延安整風即將來臨之際，無疑要成為“托派分子”。為了讓葛任能逃離這場歷史劫難，朋友兼上司的田汗便派他前往宋莊傳遞情報，并試圖讓他死在日本人手里，完成英雄的角色。但是他幸運逃過此劫。于是，邊區(qū)范繼槐再度出發(fā)執(zhí)行使命。他對日本鬼子川井這樣說：“葛任現(xiàn)在已經(jīng)病重了，我給你一個幫他的機會，你去把他殺了。一來葛任就成了我們的民族英雄；二來等你回到了武漢，你可以對你們領導說，你把葛任干掉了，這樣你也就成了你們大和民族的英雄。”這篇小說的敘事特點是敘說與呈現(xiàn)。小說敘說了白圣韜、趙耀慶、范繼槐既在訴說中以互補方式重構歷史真相，又自然而然地展示出自身的命運軌跡。作者套用了某種考據(jù)學的思維邏輯，不斷地為歷史設置種種富有情趣的“史料”，讓敘述者不停地徘徊其中，并做出種種發(fā)現(xiàn)、甄別、分析和判斷的“嚴謹”姿態(tài)，借以強化敘事話語自身的嚴密性審美效果。例三：嚴歌苓的《陸犯焉識》。陸焉識在年輕時所極力逃避的家庭生活，卻成為他晚年的終極夢想。從掙脫家庭的束縛，逃離婚姻的安排，拋開恩娘與妻子之間的擠壓，到尋求各種浪漫卻不踏實、曇花一現(xiàn)的婚外情，再到不合時宜地堅持自己的主張、追求公正，最后以越獄的極端方式，想回到妻子面前表白并懺悔、茍延生存……在這種出走與回歸的線索中，陸焉識的命運傳達出來的，是家、自由、愛之間的交織。它是生命存在的核心，也是靈魂依賴的基礎。從表面來看，《陸犯焉識》展示的是一種歷史對個體的傷害，是自由主體與歷史意志的對抗。但在小說內部，隱含了一個普通生命賴以生存的核心信念：家，愛，自由。如果從作家主體的身份來看，它還折射了海外作家對中華民族之根的守護。然后，我們來談談日常生活化的現(xiàn)實敘事。應該說，這種寫作策略從“新寫實”就已經(jīng)開始，通過日常生活的碎片式書寫，傳達普通平民無奈而又無緒的生活，著力表現(xiàn)當下生活的復雜性和人性內在的豐富性。像何頓的《我們像葵花》、陳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個人的戰(zhàn)爭》、《萬物花開》以及世紀之初的《上海寶貝》(衛(wèi)慧)等。這種寫作策略極力彰顯了個體生存的內在感受，不回避人性內在的卑微和幽暗，保持了日常生活原生態(tài)的敘事方法。這種敘事策略經(jīng)過九十年代后期的不斷發(fā)展，逐漸形成一種個人主義的思潮，即強調個人生存的合理性，尊重人性內在的復雜性，正視現(xiàn)實生存的無序性，當然，也批判物質霸權主義所帶來的欲望化災難。比如，盛可以的《北妹》《道德頌》，李佩甫的《等等靈魂》《生命冊》，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吳玄的《陌生人》，楊爭光的《少年張沖六章》，田耳的《天體懸浮》，閻連科的《風雅頌》《炸裂志》，余華的《第七天》，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徐則臣的《耶路撒冷》，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等等。例如，林白的《一個人的戰(zhàn)爭》。小說從五六歲的女孩子多米認識自己的身體開始，敘述了她的少年學習經(jīng)歷，初燃的創(chuàng)作野心，流浪四方的奇遇，一再挫折的戀愛，被迫墮胎的無奈，最后輾轉來到北京，“死里逃生，復活過來”。它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女性成長史，呈現(xiàn)了女人對性的難為人知的隱秘體驗，豐饒而繁富，靈動而感傷。這篇小說體現(xiàn)了迷亂而清幽的個人心理體驗，人物與社會倫理的自覺疏離，碎片化和細節(jié)化的敘事拼接。再例如，遲子建的《群山之巔》。這部小說以一個北方叫龍盞的小鎮(zhèn)為空間，講述了屠夫辛七雜、弒母的辛欣來、能預知生死的精靈“小仙”安雪兒、擊斃犯人的法警安平、殯儀館理容師李素貞，拋妻別子的小文人單爾冬等人物命運。他們都是一些身世性情迥異的小人物，在世俗生活中顛蕩沉浮，愛也纏綿，恨也無終。這篇小說以反故事情節(jié)化的人物群像，著力描寫了世俗倫理的內在溫情，運用了碎片化和細節(jié)化的故事拼接。又例如，閻連科的《風雅頌》。閻連科是一位對現(xiàn)實生活理解極為偏執(zhí)的作家。他似乎最相信“片面即深刻”的寫作目標。所以，從《受活》開始，他的小說一部比一部偏執(zhí)、片面、極端。楊科副教授耗費5年完成了專著《風雅之頌》，碰到了出版的艱難。他認真上課卻學生寥寥。而妻子不僅與副校長有染，還以八卦內容吸引了大量學生。因為帶領學生抗擊沙塵暴一夜成名，結果被清燕大學的領導們踢出了學校——他們舉手表決，集體決定把他送進學校的附屬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他被院長指派給病人們講解《詩經(jīng)》，竟得到大學里從未有過的禮遇——病人們反響無比強烈，掌聲雷動。楊科趕緊落荒而逃，回到耙耬山深處的老家寺村?？h城天堂街的那些坐臺小姐成了他最求知的學生、最熱忱的知己。最后，他逃到所謂的詩經(jīng)古城，尋找烏托邦生活。

　　長篇小說寫作也有一些“困境”。這些困境體現(xiàn)在：

　　1、人物形象的同質化。從客觀上看，如今的日常生活無比多彩，對歷史的建構也有著巨大的自由空間，作家的精神視野應該非常廣闊，而事實上，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卻并非如此。題材很豐富，但人物形象卻不夠豐富，甚至出現(xiàn)了某種程度上的同質化傾向。而所謂的“同質化”，就是塑造人物過程中作家的思維同質化。例如，關于傻子形象，如阿來《塵埃落定》中的二傻子，賈平凹《秦腔》中的引生、《古爐》中的狗尿苔，莫言《檀香刑》中的趙小甲，艾偉《南方》里的杜天寶，蘇童《河岸》里的阿金，余華《我沒有自己的名字》中的來發(fā)，遲子建《雪壩下的新娘》中的劉曲、《采果漿果的人》中的魯大魯二，以及韓少功《爸爸爸》里的丙崽。他們要么近妖近神(少智而近妖)，要么反諷健全人。再例如，關于大學教授形象，如格非的《欲望的旗幟》，張者的《桃李》、《桃花》，邱華棟的《教授》，閻連科的《風雅頌》，史生榮的《所謂教授》，李洱的《遺忘》等等。如果我們看過魯迅的《肥皂》，沈從文的《八駿圖》和錢鐘書的《圍城》，就會發(fā)現(xiàn)，很多敘述大學教授形象的作品，在本質上沒有任何超越，甚至連敘事格調都基本一致，反諷，戲謔，欲望橫飛。如果我們再讀讀庫切的《恥》，菲利普·羅斯的一系列小說，就會發(fā)現(xiàn)完全不一樣。

　　2、思考生活的表象化。長篇小說是一種融歷史、文化、人性等諸多內涵于一體的復雜文體。它的故事可以較為單純，人物也不一定很多，但是，它的觸須應該極其發(fā)達，并時刻考驗一個作家的思考能力和文化積淀，同時也考驗一個作家駕馭敘事的能力。如今的很多長篇小說對生活(包括歷史)的思考還是表象化的，單向度的，觸須非常少，很難滲透到文化的內在肌理之中。不僅包括年輕作家的小長篇，重要作家的長篇也是如此。例如，嚴歌苓的《護士萬紅》。小說敘述了一位部隊野戰(zhàn)醫(yī)院女護士萬紅，精心護理英雄連長張谷雨的過程。她始終不相信他是植物人，堅信他會醒過來，所以拋棄自己的所有生活，長年累月地護理他，但最終還是被時代的變遷、權力意志的安排而徹底消解了她的人生理想。這篇小說非常好看，但內涵空間并不大，延伸出來的觸須非常少，主要糾纏于生命的尊重與功利名聲之間的錯位。再例如，閻連科的《炸裂志》，小說以一種地方志的形式，敘述了炸裂村十數(shù)年之間變成炸裂市的傳奇過程。但是，這種變化只是源于“男盜女娼”。它看起來融入了家族之間的仇恨，人性之惡與復仇之欲，但本質上就是展示一種赤裸裸的欲望，而且是比較簡單的欲望——權錢色之間的循環(huán)交易。如果它是寓言，很難讀出深刻的意味。如果它是對中國現(xiàn)實的表達，則作家思考非常的平面化。從正面來看，莫迪亞諾的《暗店街》就是一個較好的例子。小說講述了一個失憶者居伊尋找自我的過程。全書由47個片斷組成，時間跨度20年。每一個片斷，都由主人公的親身經(jīng)歷、調查報告、線索分析、回憶和聯(lián)想等組成，這些事件和片斷，均發(fā)生在不同的時間斷面上，如巴黎街區(qū)、奧斯省的瓦爾布勒斯，貝當偽政府所在地維希、離瑞士不遠的小鎮(zhèn)默熱菲，智利城市瓦爾帕皮島……等等，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地點交會，流動的人群，流動的時間，流動的記憶，這些碎片不斷地延伸到二戰(zhàn)時期的巴黎生活、不同族群的交往、戰(zhàn)前戰(zhàn)后的法國風土人情等等。這部小說的主題是哲學化的尋找自我，但在這個主題中，小說的觸須卻異常發(fā)達，延伸到二戰(zhàn)歷史、多元族群、地域風情、流亡貴族、舊式生活、婚戀關系等等。當然還有對偵探職業(yè)的反諷。它像風俗畫，又像人生寓言。我始終認為，長篇小說就是一種拼心智、拼積淀、拼思想、拼耐心、拼體力的藝術。就像《紅樓夢》的完成，“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才有可能成為一部優(yōu)秀之作。 由于本人的學術與思考能力有限，本人對中國社會的復雜現(xiàn)象的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天的講座就到這里結束，希望日后有機會還能和大家多交流，也歡迎大家提問，提批評，謝謝大家!

　　洪治綱簡介：

　　洪治綱，男，1965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東至縣。文學博士。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曾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及評論近300萬字。出版有《守望先鋒》、《余華評傳》、《無邊的遷徙》、《中國新時期作家代際差別研究》等個人專著十余部，以及《國學大師經(jīng)典文存》、《最新爭議小說選》、《年度中國短篇小說選》等個人編著三十余部。

　　曾獲第四屆全國魯迅文學獎、首屆全國“馮牧文學獎·青年批評家獎”、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首屆“當代中國文學評論家獎”、以及《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和《南方文壇》年度優(yōu)秀論文獎等多種文學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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